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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法。赫鲁晓夫由于同斯大林亲近而“负担沉重”，但他还是表明，承认良心有愧，晚些总比永远不承认好。１９５５年５月底到６月初，赫鲁晓夫来到贝尔格莱德，这是他勇敢地登上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讲坛上的一个台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命运留给斯大林的那几年，对“领袖”来说，也是风风雨雨的几年，就像十月革命胜利后他的全部生活那样。他的关怀现已延伸到本国的边界之外。在日丹诺夫首次称为“阵营”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每一个国家都可以根据符合民族传统、历史经验、具体情况的原则和特点，走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谁也不能否认社会主义友好大家庭中的各个国家所取得的成就。我们总的经验具有永恒的意义。然而，斯大林的干涉，他坚持一个模式的要求，在政治结构和社会意识方面对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模式的培植，都给整个事业带来了不少的危害。特别是在企图采用斯大林的方法去清除持不同观点的人们的时候，这种危害就更明显了。斯大林根本不懂经济，实际上他是要把苏联经验机械地搬到那些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具有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这些措施的错误性质，大家是早已清楚了。

有理由认为，斯大林在死前可能已经意识到“一个中心”的无效性。多半是他在“南斯拉夫的失败”迫使他在自己的教条主义武库中进行了一番检查。斯大林对情报局逐渐失去了兴趣，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南斯拉夫事件”之后，情报局又召开了两次会议，后来就悄悄地销声匿迹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培植命令主义的做法，显然是不成功的。

在这些昏暗的“冷战”岁月里，在社会主义阵营形成的同时，斯大林能够认为是巨大的肯定因素的，恐怕只有以下两个事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各国人民维护和平、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强大运动的形成。４０年代末和５０年代初的形势，特别令人不安。随时都会有政治领导人丧失理智的情况发生。甚至连罗马教皇都宣称，凡是同情共产党人的天主教徒，都将一律革除教门。到处都在“迫害持不同政见者”。很难相信，这些战胜者强国刚刚过了三四年，就又站在了新的战争门槛上，而且这次是自己相互厮打。醉心于实力的美国，不能容忍又一个庞然大物的出现。在五角大楼制定了对苏联进行核轰炸的计划。在这样的条件下，斯大林继续采取慎重的政策，一方面不断加强军事实力，一方面竭力不刺激自己昔日的盟国。的确，他没有说过像毛泽东说过的话，原子弹是“纸老虎”，但是他多次向人民说明，在可能发生的战争中，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人民群众。不错，也有过这样的时机，地平线上闪现出一道狭窄的亮光，预示寒风可能会渐渐削弱。１９４９年２月１日，“国际新闻社”欧洲分社社长金斯伯里·史密斯从巴黎拍给斯大林一封电报：“白宫官方代表查尔斯·罗斯今天宣称：杜鲁门总统很高兴有机会同您在华盛顿商谈，阁下是否愿意为此目的前往华盛顿？如果不愿前往，那么，您愿意在什么地方同总统会晤？”

次日，斯大林复电说：

“我感谢杜鲁门总统邀请我去华盛顿。前往华盛顿，我早就有此愿望，我过去曾经在雅尔塔同罗斯福总统谈过，在波茨坦同杜鲁门总统谈过。遗憾的是，我目前不能实现我的这个愿望，因为医生们坚决反对我做时间稍微长一点的旅行，特别是海上旅行或空中旅行”級紦矠斯大林建议会晤地点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加里宁格勒、敖德萨、雅尔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同时他也清楚杜鲁门是一定不会同意的。会谈对他们毫无意义。总统认为，在美国有可能迫使苏联讲出他愿意听的话。但是，我想，杜鲁门会逐渐相信这种希望是不大可能实现的。斯大林是不愿被人操纵的。１９４９年６月２６日，《真理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杜鲁门夸起海口来》的社论，这也不是偶然的

在这个只能听到士兵皮靴的踏步声和武器丁当作响的寂静而又不安的世界里，突然之间意想不到地响起了第一次理智召唤的呼声，尽管这种呼声是多么地微弱。１９４８年，来自两大“阵营”的和平主义者聚会在弗罗茨瓦夫，在这里起领导作用的是世界文化界的活动家们。这些比其他人觉醒早一些的人们的下一步行动，就是在巴黎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

最初对这一部分“知识分子潮流”还表示怀疑的斯大林，突然感到其中有很大的潜在可能性。他懂得，拥有原子弹武器的美国，实际上是不怕攻击的。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就会把社会主义阵营置于极端不利的境地。因此，这就需要利用世界舆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