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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第十一章　历史性的失败（2）

但是，赫鲁晓夫报告的重点不是这些思想。他的发言的精神在于谴责斯大林破坏法制。赫鲁晓夫着重指出：“显然，斯大林在一系列事件中表现出偏执、粗暴和滥用权力。他不是去证明自己在政治上的正确性，不是去动员群众，而往往采取镇压和肉体消灭的方法，他使用这种方法不仅仅是为了对付真正的敌人，而且也是为了对付那些对党和苏维埃政府并没犯过任何罪行的人。”

当赫鲁晓夫详细叙述一些“案件”如何被编造出来，所谓“人民公敌”又是怎么一回事时，整个会场都惊呆了。赫鲁晓夫正确地指出，有了斯大林的“人民公敌”的概念，就可以对那些不论在什么问题上不同意斯大林观点的人，对那些只是被怀疑有进行敌对行为意图的人，以及对那些名声不好的人，进行最残酷的镇压。会场上的人听了这些可怕的揭露，都感到原来十分熟悉的穿元帅服的形象已逐渐变成双手沾满自己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了。

在作报告的三四个小时之内，赫鲁晓夫看来完成了一件难以想象的事。首先，报告人从斯大林头上摘掉了“领袖”的桂冠。赫鲁晓夫特别强调提出，斯大林是一个不够格的领导人，他“只是从电影中了解国家和农业的情况”，战争期间“靠地球仪制定作战计划”，根本不考虑“党的工作者的意见”。第一书记本人熟悉农业，正是在这一领域内他给了斯大林的幽灵以最猛烈的打击。赫鲁晓夫告诉大会代表们，斯大林在最后的几年中酝酿了从农业中增加税收４００亿卢布的想法！这是一种“脱离现实的人才会产生的幻想”。赫鲁晓夫证明“领袖”不内行，乱作决定，从而撕下了长期以来斯大林竭力披在自己身上的智慧英明、永不犯错误的外衣。

接着，赫鲁晓夫还证明，斯大林是一个刽子手、虐待狂者、毫无起码道德的人。在谈到柯秀尔、丘巴尔、波斯特舍夫、科萨列夫、埃赫和其他著名布尔什维克的命运时，报告人强调指出，斯大林“本人就是所有这些案件的总检察官。斯大林不仅同意逮捕他们，而且是他本人主动发布逮捕令的”。而获得作为犯罪主要证据的“口供”，则是“技术”问题。赫鲁晓夫宣称，审判员竭力获得这些“口供”，但是怎么才能使一个人招认他没有犯过的罪行呢？办法只有一个，就是采取作用于肉体的手段，亦即严刑拷打，使人失去知觉，失去判断力，失去人的尊严，从而取得假“口供”。赫鲁晓夫列举了大量具体事例。这些事例牵涉到的受害者有基洛夫、波斯特舍夫、鲁祖塔克、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罗季奥诺夫、波普科夫、罗森布吕姆等多人，他们是“明格列利亚案件”及其他案件的牺牲品，于是“领袖”的新形象就塑造好了：血腥的、残忍的独裁者和暴君。

最后，第一书记的“秘密”报告还对斯大林的作风和领导方法提出了极大的疑问。赫鲁晓夫特别强调指出，党的高层缺乏集体领导是个人滥用权力的直接后果。报告人指出，例如，“在整个卫国战争年代，实际上没有召开过一次中央全会（实际上在１９４４年召开过一次中央全会。——本书作者注。）不错，１９４１年１０月，曾打算召开中央全会，当时中央委员从全国各地召集到莫斯科。他们等待全会开幕，等了两天，但是他们白等了。斯大林甚至不想与中央委员见面，也不想和他们谈话”。赫鲁晓夫的整个报告贯穿着这样一种思想，即斯大林经常滥用自己的无限权力，盗用党中央的名义，不仅不征求中央委员的意见，甚至也不征求政治局委员的意见。他经常擅自决定有关党和国家的特别重要的问题，根本不对他们作通报。个人专权造成危害的例子之一，就是对同南斯拉夫冲突所作的分析。赫鲁晓夫直接指出，在这次事件中，斯大林起了“可耻的作用”。

于是，赫鲁晓夫通过自己的报告达到了几个目的：揭穿“领袖”的伟大是虚构的，他既不称职，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