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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倡议此事，那么，他至少会使我对此事认真地看两眼。然而，我们所处的位置涉及众多的关系，要想调和它们是极为困难的。我们（尤其是迪安·腊斯克）担心，作为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成员，迪安　·腊斯克认为，我们应对南越的安全负有责任，如果我们在这一点上丢失了面子，那将会削弱我们在北约中的地位。东南亚条约组织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菲律宾和巴基斯坦，按照条约的规定，其成员国只能在按照本国“宪法程序”　“遇到共同危险”时，进行相互间的“协商”。另外一份独立的文件标明，柬埔寨、老挝和南越将作为这样的地区，即如果它们受到威胁，将“危及”该条约签署国的“和平与安全”。然而，该条约签署国之一法国则认为，它将不受条约规定责任的约束，并且它似乎暗示，美国的介入将会对我们的共同利益产生危害。既然，法国——一个具有豁免权的东南亚条约组织成员国和美国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防务承诺的头号受惠国——认为，一个中立化的越南并不会严重地削弱北约或西方的防务与安全，那么，就最低程度而言，我们也应该对这一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然而，我们却没有这样做。

会议最后一致同意，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应当尽可能早地会见吴庭艳，与他就我们八月三十一日在国务院会议上提出的议题进行讨论。

但是，当九月六日我们再次碰面时，令人费解的是，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仍然尚未会见吴庭艳。正是在此时，博比·肯尼迪开始积极地介入此事了，自从八月二十四日的电报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后，他就开始以极大的兴趣关注越南问题了。他刨根问底地大声问道，如果我们已经做出定论，即与吴庭艳在一起我们将丧失战争的话，为什么“现在我们不解决这一棘手的问题？”——他的意思是，我们应以撤离进行要挟。

这引起了迪安·腊斯克的警觉，他回答说，如果越共占领了南越，那我们将陷入　“真正的麻烦”，其言下之意是，以撤离进行要挟将是“引火烧身”。马克斯威尔·泰勒支持他的观点，他提醒我们，仅仅三个星期之前，我们仍然认为，与吴庭艳在一起我们将能赢得战争，并且，参谋长联席会议也与我们持有相同的看法。然后，迪安·腊斯克又继续将我们目前的位置——与吴庭艳对话——描述成第一阶段。他指出，我们一旦撤离，那将不会再有第二阶段了。“在撤离之前，”他说，“我们可以进行策划政变的考虑”——仿佛我们仍未进入发动一次政变的过程！极具讽刺意义的是，在所有这些辩论中，我们仍然没有对支持和反对撤退的理由进行认真的分析。

在这一关键的时刻，约翰·F·肯尼迪总统有了更深刻的见解，这表现在九月九日他对NBC电视台晚间新闻节目主持人切特·亨特利和戴维·布林克利的谈话中。“总统先生，”戴维·布林克利问道，“所谓的‘多米诺理论’认为，如果南越陷落了，东南亚的其它国家也会紧随其后的。您对此表示怀疑吗？”或许是想到了艾森豪威尔的警告，总统答道，“不，我相信这一理论中国的领土是如此之大，就像一个巨大的庞然之物一样，屹立在边境之外，如果南越倒向他们，那将不仅会为他们在马来亚开展游击战争提供有利的地理条件，而且，也会给人们造成深刻的印象，即，东南亚的发展趋势将掌握在中国和共产党人之手中。所以，我相信这一理论。”

九月十日，我们的审议重新开始。博比·肯尼迪说，我们应该对与吴庭艳和吴庭儒有关的特别行动进行讨论了。我在回答时指出，我们似乎还缺乏可行的方法：“我们已在试图推翻吴庭艳，但是，却没有找到可以替代其的合适人选。因此，一方面，我们已无可能与吴庭艳继续保持合作，而另一方面，在确定合适替代人选上，我们也未取得新的进展。我们应当重新返回到三个星期以前所做的事情中去。”

W·埃夫里尔·哈里曼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作为一位我敬佩万分的人物，就像纳尔逊·洛克菲勒和道格拉斯·狄龙一样，W·埃夫里尔·哈里曼是属于那类出身于富豪之家，但却又热衷于为公众服务的人物。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担任了驻苏联大使；杜鲁门执政之时，他就任了总统特别助理一职；并且，在五十年代中期，他还担任过纽约州长的职务。然而，在后来纽约州长选举失败后，他仍然极为渴望返回华盛顿，以辅佐年轻的新总统。尽管，他已有六十九岁的高龄，但仍接受了巡回大使这一并不显眼的职位，而政府里的工作人员大都非常年轻，与他的儿女们年龄相仿。W·埃夫里尔·哈里曼精力充沛，善出主意，这使他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