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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民了解我们已为结束战争尽了全力，那么使越南战争大规模升级就令我非常担心了。”

我提出的第一种选择方案——在军事上坚持斗争，在政治上予以妥协——没有引起重视。其他人没有注意这个建议，我也没有强迫他们予以讨论。我本来应该努力让大家接受这个建议，即使南越的形势使西贡政府不可能在共产党的阴影下继续存在下去。

对第二种选择方案，即暂停轰炸的方案，政府内部起初的反应也较为冷淡，但十一月份的两件事发生以后，这个方案得到了重视。《展望》杂志发表埃里克·塞瓦赖德的文章，介绍了去世不久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艾德莱·史蒂文森与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的一系列会谈，引起了公众的重视。这意味着华盛顿不愿意谈判。十二月二十四日，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在与麦乔治·邦迪共进午餐时说（无疑是按照指示办事），如果美国停止轰炸二至三周，莫斯科将运用其影响力让河内进行谈判。这引发了此后的一系列争论。

争论始于十二月二日下午，我打电话给在农场的林登·B·约翰逊总统。我告诉他，从西贡回来之后，我“越来越相信，我们应该明确考虑采取其它行动，而不能把军事行动作为唯一的选择我个人认为我们应该行动起来，增加预算，加强力量，增加军队数量，逐渐满足威廉·威斯特摩兰的要求。但我同时认为，如果单纯采取这些行动，那无异于自杀，我们应该同时——甚至提前——采取其它行动”。我的担心是：“我认为把三十到四十万美国人投入南越而不能保证获得成功是一种可怕的冒险。会造成可怕的问题。”我请求林登·B·约翰逊在增派地面部队的同时“采取某些政治措施——暂停轰炸或其它措施”。他听后没有明确表态。我告诉总统，迪安·腊斯克、麦乔治·邦迪和我在前去拜会他之前将先研究各种选择方案。

此后五天中，我们在华盛顿进行了紧张的讨论。到那个时候，总统的大多数顾问都赞成暂停轰炸。我准备了另外一份备忘录，建议批准威廉·威斯特摩兰提出的增派军队的要求，并逐步采取措施以实现在较长时间内停止轰炸的计划（我希望此举能引起连锁反应，最终解决争端）。迪安·腊斯克、麦乔治·邦迪和我于十二月七日前往得克萨斯汇报我们的讨论结果。

总统仔细听了我们的汇报，但仍然表示怀疑。他和参谋长们一样，看到了某些危险：敌人的渗透进一步加强；公众会把此举误解为软弱的象征；以后恢复轰炸时会遇到障碍等。他的话表明他感到沮丧和困惑：“什么是最佳选择？我们陷得越来越深了。我陷入了困境。我不想被吓倒。”“开始时我们处在什么样的状态，我想回到原来的状态。”

总统认真思考了这个问题，然后于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召集我们在内阁会议室进行为期两天的最后讨论。他俯身向前把胸部抵在椭圆形会议桌上，说他愿意采取能够产生好结果的“任何措施”。那两天，我竭力阐述自己的观点。我讲了自己最大的忧虑和希望：　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不大——只有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我们最终必须找到一条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总统：如此说来，无论我们在战场怎样奋战，都不能确保获得胜利？

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是的。我们以前太乐观了迪安·腊斯克：我比较乐观，但我无从证实。

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我说的是，我们也许用军事手段解决不了问题。我们需要探寻其它手段我们的军事行动不是成功地解决问题的好办法这似乎是一个矛盾。我告诉你们要把我们在越南的军队增至四十万人，但是，这也许会导致战争升级，并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我建议我们现在探求一下其它办法。

会议结束时林登·B·约翰逊似倾向于尝试一下暂时停止轰炸的计划，但仍未做出决定。十二月二十二日，白宫和西贡同时宣布从圣诞节前夕开始停火三十个小时，包括暂停空中轰炸。在圣诞节前不久总统返回得克萨斯时，我希望他能下令长期停火，转而努力谋求谈判。当我和家人去克罗拉多的阿斯彭度假时，事情还同往常一样。

圣诞节早晨，总统决定把“礼节性”的停火延长一两天。当我得知这个消息时，我做了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我利用个人可随时拜见总统的优越条件，绕开所有同事去和总统做决定。

十二月二十六日夜间，我在查莱特山旅馆里给总统的农场打电话。我问他，我是否可以单独前来农场同他讨论越南问题。对此，他立即表示同意。然后我打电话给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