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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指出，美国改变调子将使“许多人逃离”泰国、老挝甚至南越，将威胁到政府的团结和军队的士气，并失去人民的支持。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和美国总统的名誉将受到严重影响。

但是我认为这个策略所遇到的困难和所谓的风险比其它任何策略都校经过深思熟虑，我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并坦率地告诉了林登·B·约翰逊总统：“越南战争正在形成自身的发展势头，必须中止这种势头”；威廉·威斯特摩兰的策略“会给国家带来重大灾难”。

另一方面，我认为我的建议“有诸多优点，是谋求谈判和按照令人满意的条件结束战争的良策，有助于维持我们与苏联的关系，改善我们在国际社会的形象，降低我们与中国和苏联对抗的危险，减少我们的损失”。

沃尔特·罗斯托以克制的笔触描述了人们对我的备忘录的反应，说它在政府内部引起了“非常强烈的反感”。我能够处理好我们面临的问题而让总统少一些痛苦，让战争早一点结束吗？我现在认为我当时能做到这一点，而且应该做到这一点。现在我很清楚，我的备忘录直接指出了结论：我们应该通过谈判或者直接行动开始从南越撤退。我们当时很有可能按照某些条件撤退，而且这些条件绝不会比六年后我们接受的条件差，美国国家安全遭受的损失也不会有那么大，美国和越南在人员、政治和社会方面付出的代价会小得多。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日至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九日）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我给总统的备忘录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它使政府中本来就已十分尖锐的对立更加白热化。它导致了紧张而苛刻的参议院听证会，使我陷入与参谋长联席会议对立的僵局，同时引发了参谋长们将全体辞职的传闻。它推进了我与林登·　B·约翰逊总统最终分道扬镳的进程，加速了我从五角大楼的离去。

在那个夏天和秋天突发的一系列事件使总统和政府、国防部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高级官员们很难将注意力仅仅集中于越南。我们面对的是如山洪般骤然狂泄的一大堆危机和问题。一场中东战争促使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的热线首次起用；苏联反弹道导弹计划使东西方之间的核平衡面临倾覆的威胁；希腊和土耳其关于塞浦路斯问题争端的阴影使北约的东部侧翼出现危险；在我们国内几个主要城市的种族骚乱；当然，还有不断兴起的反战示威，包括一次企图关闭五角大楼的大规模的行动新闻界开始报导包括我在内的政要人物受到巨大压力的一些征兆。林登·B·约翰逊总统也暗示他不想寻求一九六八年的连任。

在我递交备忘录后的两个星期里，参谋长联席会议送给总统和我不下七份备忘录作为回应。正如《五角大楼报》后来所评论的那样：“华盛顿的造纸厂肯定打破了以往的生产纪录。”　参谋长联席会议感到特别不能接受的是我的建议：应在我们对越南的最低目标中排除那些意义不够明确的部分。正如我曾经讲过的那样，我强调我们的政策将基于两项原则：“一、我们所承担的义务仅仅是为了使越南人民能够获得权力决定他们自己的未来。二、一旦这个国家停止自救，我们的义务也将终止。”参谋长联席会议声称，这个原则与美国在越南现行的国家政策和目标相悖，将被排除在进一步考虑之列。他们指责说，我的论点违背了体现美国现行政策和目标的第228号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而该文件，他们着重指出，仍是当前美国政府的战时决策性文件。

实际上，第228号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只是一九六四年三月十七日麦乔治·邦迪给迪安·腊斯克、我、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其他一些人的一个简要的笔记。其中写道，总统已决定接受我在前一天的报告中提出的建议。报告中有这样的话：“我建议您向各政府机构明确表示，我们准备对南越提供援助和支持，直至其国内的局势得到控制。”　但是，我的报告同时还包括这样一个关键的限制条件：我们当前政策中的某些限制看起来是合理的，即：南越必须依靠自己赢得战争。参谋长们搞错了，我们的政策并没有改变。但他们也是正确的，因为，近几年来我们已偏离了该政策规定的航向。

最基本的问题从未解决。如果南越政府像他们历来所表现的那样，即不能赢得更无法保持人民对它的支持，并据此打败叛乱者，难道我们应该去替他们做吗？

参谋长们还极力主张美国部队对北越进行更猛烈的海陆空立体攻击。他们对这个建议如此重视，因此要求我就该建议提请总统注意，当然，我照办了。五月二十日，他们交给我另一份备忘录重申他们的观点，即入侵北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