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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由于我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在核危机时期我们与灾难已多么的接近，另一方面，还由于人们日益感到核武器缺乏军事上的使用价值，因此，对核武器作用的思考已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些变化大部分出现于最近三年之间。许多美国的军事领袖——包括两位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一位前欧洲盟军最高统帅和一位现役的空军高级将领——对核武器的认识已远远超出布什—叶利钦协议的范围；还有一些人则更进一步宣称，如同我所阐述过的，长期的目标应该是在现实可行的范围内，回到无核的世界中去。

当然，也存在与此相反的主张。大多数西方安全专家——包括军队和文职官员，继续相信，核武器的威胁可以防止战争。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就曾说过，限制核武器的计划是“在常规战争中保证世界安全的计划，所以我并不热衷于此”。由前国防部长理查德·切尼任命、前空军司令托马斯·里德领导的顾问委员会的报告，也反映了与此基本相同的看法。现任政府看起来也支持这一观点。但即便接受这种观点，人们也应清楚地看到：将核武器作为抵御常规军队入侵的威慑力量，同样也会付出长期高昂的代价，即随时存在相互进行核攻击的危险。

至今，大部分人仍不知道，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早在五十年代中就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当时，他向总统递交了一份高度保密的备忘录。这一备忘录几年前刚刚解密。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备忘录中指出：“将原子能用于战争，对任何国家来讲都是一种过大的能量。”因此，他建议将核力量的控制权交给联合国的一个无否决权的安全委员会，从而“普及热核武器抵御战争的能力。”

近几年来，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建议已得到一些著名的安全专家们的响应，然而，我认为，公众或许尚未注意到他们的观点。因为这些观点反映在三个报告和一大批虽不保密但却并未广泛传播的声明中。

这三个报告都发表于一九九○年之后：　一、一九九一年，在一份由已退休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戴维·C·琼斯将军签署的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报告中这样写道：核武器除了阻止另一方的核攻击外没有其它用途。”该委员会相信美国和俄国的核力量可以降至一千到两千个核弹头。

二、一九九三年春，《外交事务》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合著者之一是另一位退休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小威廉·J·克劳上将。文章指出：到二○○○年，美国和俄国的战略核力量可减少到各自拥有一千到一千五百个核弹头。该文在收入一本书时进行了扩充，其中说道：“一千到一千五百个核弹头将不是二十一世纪初可达到的最低水平。”

三、一九九三年，前北约在欧洲的最高统帅安德鲁·J·古德帕斯特上将发表了一份报告，其中指出，现存的五个核大国应该将核武器储备降到每国二百枚，而最终结果则应该是零。

这三个报告不应使人们感到惊讶。因为近二十年来，越来越多的西方军事和文职防务专家对核武器的军事价值表示怀疑，以下是他们的观点：　·一九八二年，英国国防总参谋部七位退休参谋长中的五位曾表示，他们相信，根据北约的政策，首先使用核武器将会导致灾难。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五年的英国总参谋长路易斯·蒙巴顿勋爵在一九七九年被谋杀前的几个月说道：“作为一名军人，我看不出核武器有什么用。”一九七三年——一九七六年的英国总参谋长菲尔德·马歇尔·卡弗勋爵在一九八二年写道，他完全反对北约首先使用核武器。

·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一九七九年在布鲁塞尔讲演时明确表示，他相信，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挑衅，美国永远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攻击苏联。他说：“我们的欧洲盟国不应该总是要求我们，增加我们不可能拥有的战略保卫力量。因为，即使我们拥有这种力量，我们也不能使用。要知道一旦使用这种力量，我们将面临文明毁灭的危险。”

·原美国太平洋地区陆海空三军总司令诺埃尔·盖勒将军在一九八一年指出：我们的任何核武器都没有实际的军事使用价值，其唯一合理的使用价值是，阻止我们的对手使用他们的核武器。

·前西德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在一九八七年接受BBC广播公司的采访时说：　“灵活的反应（北约的战略要求在反击华约的非核攻击时，可以使用核武器）是一派胡言。我并不是说它过时了，而是说它只是一派胡言西方在五十年代形成一种观念，认为我们将愿意首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