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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错误地认为王明“左”倾路线是正确的，所以我是积极参加了反“江西罗明路线”斗争的。我一次、两次、三次地要他们作检讨。其实，他们并没有真正承认“错误”。江西省委扩大会议开完后，我回到瑞金向中央局汇报，中央局批准我写一篇文章：《为党的路线而斗争》，公开批评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说他们是派别活动。我写这篇文章是完全错误的。这是我一生中犯的一个大错误。反“罗明路线”，无论在福建还是在江西，矛头都是指向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然而，我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这是错误的。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第三百三十七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李维汉还谈了他后来的看法：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曾仔细思考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当时王明他们要反对毛泽东呢？为此我还写了一篇笔记。我认为毛泽东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威信很高，而王明路线的领导人上台后没有毛主席那么高的威信，所以他们就调兵遣将，“钦差大臣”满天飞，派很多人到中央苏区。他们先把毛泽东的党权夺去，再把毛泽东的军权夺去毛泽东在党、军队、政府里的威信是很高的，在群众中的威信也是很高的。那么大的中央苏区，是在他领导下搞起来的他们反“罗明路线”，就是要使毛泽东在地方上、党里和红军里的威信扫地。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第三百三十七至三百三十九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李维汉从历史的角度反思，说出了那些“洋房子先生”们反“罗明路线”、“江西罗明路线”的实质。经过反“邓、毛、谢、古”，四人都被撤销了领导职务，派往县区基层担任巡视员和突击队（即工作队）员工作。

红军长征时，毛泽覃被留了下来。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覃带领游击队在瑞金黄膳口一座名叫红林的大山中，被敌人包围。在突围时，毛泽覃中弹牺牲。后来，敌人从他遗体衣袋里找出一张染着鲜血的毛泽东照片，照片背面有毛泽东题赠他的字，才知死者是毛泽东胞弟。毛泽覃牺牲时，年不过三十岁。谢维俊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一九三五年底，在进军定边途中，谢维俊在作战中阵亡，终年二十八岁。

古柏在红军长征时，留下来担任闽粤赣红军游击纵队司令。一九三五年三月五日，由于叛徒的出卖，他和两个战友在广东龙川鸳鸯坑被一百多名敌兵包围，从清晨坚持到中午，最后弹尽，三人全部战死。古柏终年二十九岁。一九三七年秋，毛泽东接到古柏二兄古梅的信，为古柏挥毫题词：“吾友古柏，英俊奋发，为国捐躯，殊堪悲悼。愿古氏同胞，继其志，共达自由解放之目的。”一九四三年，林伯渠在陕北作诗，追怀往事，感慨万分：偶忆往事便心惊，谢古邓毛剩小平，割截无情读八股，江西路线有罗明。

第四部分：瑞金浮沉毛泽东被架空了

博古来到中央苏区，在放了第一把火——批“罗明路线”，放了第二把火——反“邓、毛、谢、古”后，紧接着，便下第一步棋——架空毛泽东。中央苏区党、政、军三权，党权已在博古手中，军权由周恩来掌握，但政权仍在毛泽东手中，毛泽东毕竟是中央政府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博古指派张闻天“分管”政府工作，后来安排张闻天出任“总理”，即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这样，毛泽东只是徒有虚名的政府首脑。

用博古的话来说，毛泽东成了“加里宁”！因为加里宁虽然多年担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是苏联国家元首，但实权全然操纵在斯大林手中毛泽东确实被架空了。只是他仍做着力所能及的工作。毛泽东在汀州福音医院休养了三个多月，回到了瑞金叶坪。一九三三年二月十日，博古代表中共临时中央，责成毛泽东负责领导“查田运动”。毛泽东只得服从，从此把主要精力花在“查田运动”上去。所谓“查田运动”，是认为中央苏区农村有些地方划错了阶级，导致土地分配不合理。于是，要在农村开展“清查阶级、清查土地”运动，即“查田运动”。于是，一九三三年三月毛泽东在瑞金叶坪进行“查田”试点。然后，在中央苏区推行“查田运动”。五月，毛泽东忙于率中央政府代表团去武阳墟召开“春耕生产运动赠旗大会”。六月，毛泽东接连在《红色中华》上发表关于“查田运动”的三篇文章：《查田运动是广大区域内的中心重大任务》、《查田运动的第一步——组织上的大规模动员》、《依据农村中阶级斗争的发展状态的差别去开展查田运动》。六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毛泽东在瑞金叶坪主持召开了“八县查田运动大会”。到了八月，毛泽东发表《查田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