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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遵义曙光逐步查清历史的“黑角”1

历史记录了红军长征的时刻表。自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在湖南通道县毛泽东的战略意图第一次战胜了博古、李德之后，红军如同长了“飞毛腿”，前进的速度是惊人的：

十二月十五日，攻占黎平。

十二月三十日，进入乌江南岸猴场。

一月三日，飞渡乌江。

一月七日凌晨，攻下遵义。

这下子，把蒋介石的几十万“追剿”部队，远远地甩在乌江以南、以东。唯一进展较快的薛岳的中央军，忙着抢占贵阳去了。驻守黔北的黔军，不是红军的对手，一触即溃，闻风丧胆。这样，红军进入遵义之后，终于有了喘一口气的机会。本来，在黎平会议上，就已经决定“相机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个机会终于到来了。在遵义，有了半个多月相对安定的日子，这为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供了机会。遵义会议是中共党史上极为重要的会议，然而遵义会议却“被史家称作‘黑角’”钟美：《遵义会议考》，香港《中报月刊》，一九八六年一期。遵义会议成为历史研究中的“黑角”，是因为有着许多难解之谜。这些谜的产生，是由于会议所留下的原始文献太少了。慢慢地、细细地考证，这一“黑角”才终于日渐变得清晰起来。

遵义会议召开的日期，便曾是一个令历史学家困惑颇久的谜。

在一九八○年以前出版的种种史著上，均称“遵义会议从一九三五年一月六日至八日，开了三天”。李德的《中国纪事》中也说，遵义会议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七至八日”举行。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一日期成了问号。因为不论从红军司令部的多封电报，还是国民党部队的多封电报中，都可查明遵义是在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凌晨被红军攻克的，那么，遵义会议怎么可能于一月六日至八日在遵义召开呢？于是，历史学家倒过来追究“一月六日至八日召开”的依据。原来，遵义会议在当时唯一传世的文献，是会议通过的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份决议收入中国人民大学一九五七年出版的《中国革命史参考资料》第三卷。决议上标明“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通过之日，亦即会议结束之日。与会者记得开三天，也就是“一月六日至八日”。李德记得开两天，也就成了“一月七日至八日”。再查下去，那本《中国革命史参考资料》所依据的，是一九四八年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编印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上册，内中全文收入了遵义会议决议。再查下去，查到遵义会议决议油印本，上面盖着“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字样印章。油印本上有一行字：“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是一九三七年创办的。这个油印本的出版时间，离遵义会议作出决议的时间不久，是很珍贵的历史档案。

再往下查，查不下去了——因为查不到遵义会议决议的手稿。

历史学家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刻印蜡纸者的小小的笔误，给历史学家们开了个不小的玩笑，造成一九八○年前对于遵义会议召开日期的错误推定！那么，遵义会议究竟是什么时候召开的呢？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一份署名“恩来”的电报手稿，一下子解开了这个历史之谜：卓然、少奇：十五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十四日赶来遵义城。恩来二十四时“卓然、少奇”，即李卓然、刘少奇。文末“二十四时”，据电文内容可推定为“一月十三日二十四时”。这一份简短的电报，表明遵义会议是一月十五日召开的！

真是“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尤其是人们对于日期之类数字的记忆最易模糊。尽管遵义会议的出席者还有多人健在，但谁都记不清确切的日期。诚如中共“一大”的召开日期，多年来一直定为“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经过反复考证才确定为“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周恩来电报的发现，定下了遵义会议的准确的时间坐标。至于油印本上为什么写作“一月八日”，有人作出解释：一定是起草者的字迹太潦草，而且是用阿拉伯数字签署日期，“17”写成像汉字中的“八”字，造成了蜡纸刻印者的笔误。当然，这种解释只是解释而已。反正那油印本上的日期，肯定是印错了！遵义会议的会址一度弄错，终于查清；召开日期也曾陷入迷误，也终于弄明。然而，还有许多问题，处于历史的“黑角”之中：哪些人出席了遵义会议？出席者在当时的身份是什么？会议开了几天？会议是按什么程序开的？出席者的发言内容是什么？决议是怎样产生的？谁执笔？是在遵义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