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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在的，雍正是个什么东西，我现在也说不好，此公在历史上的名声一直不太好，又偏偏夹在两个名声过大也过好的皇帝之间，想不灰头土脸都难。虽然某作家给他平了一回反，也未必真的能翻过来。此公没有他的老爹康熙那样兴趣广泛，也没有他儿子乾隆那样诗兴泉涌，只有一笔字据说还说得过去（我见过的，无疑比到处题字的乾隆强多了），当政时间不长，又没有多少可说的事情。不过，在我看来，跟其他的清朝皇帝比起来，这个人多少有点怪，让后人面对他的时候总忍不住想说点什么，却往往说不出什么来。

正是这个雍正，登基做皇帝，空着正殿乾清宫不住，非要搬到偏殿养心殿忍着，弄得皇宫的政治地理大乱，大家都找不着北。

雍正在位的时候组成了一个机要的秘书班子？？军机处，在他以后，军机处取代内阁成为国家的核心决策机关，但是，雍正自己有秘书却不爱用，总是自己亲自批奏折，往往批得很长，口吻就像个爱唠叨的老太太，不管臣子功劳有多大，让他抓住点小毛病就罗嗦个没完，非让你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将自己批倒批臭而后止。

批奏折批得长，不见得天天都那么忙，至少不像周公似的，吃顿饭要吐出来好几次。所以，雍正也有闲功夫看看戏。看戏可是看戏，别的皇帝看过也就罢了，顶多当时一喜或者一悲，高兴了赏几两银子给扮戏的太监，不高兴了赏他们一顿板子。可是人家雍正不是这样，看戏都能看出一段轶事来。说是一次他看《绣襦记？打子》，此剧是明人根据唐代传奇《李娃传》改编的，说的是名门公子郑元和名妓李亚仙的爱情故事。《打子》一折演的是担任常州刺史的郑父，看到儿子因迷恋娼家最后流落街头，以为人唱挽歌度日，一怒之下痛打儿子的情节。这段戏让雍正十分高兴，尤其喜欢扮演郑父的小太监（大概更多的是喜欢这种贾正似的人物），于是把他叫到身边赏饭。在吃饭的时候，小太监一时忘情，顺口问了一句，现在的常州刺史是谁？谁知雍正陡然翻转脸皮，勃然大怒，说你这优伶贱辈，怎么敢问国家的名器？当场下令将小太监杖毙廊下。

雍正不独性格乖戾，行事还有点天真。从来历史上轮到争位的时候，父子反目，兄弟相残都是免不了的事，胜利者对付政敌，或杀或坑都是应有之意，别人其实也说不出什么更多的来，君不见，李世民杀了两个兄弟，逼他父亲让了位，最后还不是得了明君之名。可是，雍正对付他的两个争位的兄弟，也不杀也不坑，却封他们为“阿其那”、“塞思黑”（猪和狗）。殊不知，这样的封法细究起来却大有不妥，自家兄弟是猪狗，那他自己呢，他的父亲呢？

其实，这还不算雍正行事中最天真的，雍正一生最自以为是的糗事，要算对曾静案的处理。

雍正六年（1728），湖南出了个反清案件，事主名叫曾静，是个屡试不第的儒生，因受到明朝遗臣吕留良诗文的影响，锐意反清。一日，不知从那里听说现任川陕总督的岳锺琪是岳飞的后代，于是让他的弟子张熙前去投书，劝说岳反清。结果不问可知，即使岳锺琪跟曾静一样有华夷情结，也断然不会为了一个岳武穆的遥远虚名而甘冒身家性命之险，于是，这个送上门去的“反革命小集团”被连窝端掉，圣眷正隆的岳锺琪以诱捕曾静洗清了自己。

无论在哪个朝代，出几个谋反案件都不希奇，更何况满清以异族入主中原，虽然过了百十年，乡下的迂儒硬是坚持“民族大义”和华夷之辩，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不过这次情况大有不同，在查抄出来的“反革命文件”中，居然有大量宣传雍正争夺皇位的内容，说他如何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等等，几乎跟当年的隋炀帝杨广差不多。

这样一来，曾静案就不再是一般反对异族统治的逆案，而是主要是针对雍正个人的谋反行为，这样的逆案无疑更容易引起龙颜大怒。曾静等人被逮到京后，实际上是雍正亲自操纵案件的审理，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依然可以从当时的上谕中，窥见雍正恨恨连声之态。按照传统时代的常理，对于这样一个策动大臣谋反，并对现任皇帝进行恶毒攻击的“反革命小集团”的成员，凌迟处死并夷之九族本是应有之意，只有这样，才可稍解皇帝和拍马屁的臣子们之气于万一，可是，雍正对曾静案的处理，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雍正下令将审讯曾静的记录整理成册，并在前面加上了长长的按语（上谕），起名为《大义觉迷录》。只是这个审讯记录过于整齐，明显透着有点“做”的意思。尽管雍正对曾静等人的“谣言”十分恼怒，认为自己连做梦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