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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曾国藩所训练的水陆两师的总人数共一万人，其中水师十营，前、后、左、右、中为五正营，五正营之外又分五副营，各营的带领营官分别是褚汝航、夏銮、胡嘉垣、胡作霖、成名标、诸殿元、杨载福、彭玉麟、邹汉章、龙献琛，水师共五千人；陆勇亦五千馀人，编列字号，将五百个人编为一营，“其非湘乡人各领乡军者随所统为小营”，共十三营，各营的带领营官分别是塔齐布、周凤山、朱孙诒、储玫躬、林源恩、邹世琦、邹寿璋、杨名声、曾国葆。褚汝航是水路的各营总统，陆师则统统接受塔齐布的率领。“合以陆路之长夫、随丁，水路之雇船、水手，粮台之员弁、丁役，统计全军约一万七千人”。他们所准备的粮台，带米一万二千石，煤一万八千斤，盐四万斤，油三万斤，甚至连军队中所需的器物，打造这些器物所需的工匠，他们也一并带了去。曾国藩的水师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当初太平军进入湖南后，沿湘江而下长江，直接到达金陵，沿途船夫纷纷携带着船只加入了太平军，大江上下，遮天蔽日的风帆到处都有太平军的旗号，清军水兵还没开始战斗，便溃不成军。湖北巡抚常大淳颇有见地地于咸丰二年冬上奏道：“寇水陆攻武昌，船炮充斥。闻湖南大军有广西炮船，江南水师有广艇炮船及中小号炮船，请调集大江上下游，乃可制遏贼势，断其粮运。”在这个时候，曾国藩和他真是“心有戚戚焉”，于咸丰三年十月二十四日，曾国藩专门写了一篇奏折《请筹备战船折》道：“该匪以舟楫为巢穴，以掳掠为生涯，千舸百艘，游奕往来，长江千里，任其横行，我兵无敢过而问者。前在江西，近在湖北，凡傍水区域，城池莫不残毁，口岸莫不蹂躏，大小船只莫不掳掠，皆由舟师未备，无可如何。兵勇但保省城，亦不暇兼顾水次，该匪饱掠而去，总未大受惩创。若今为保省会之计，不过数千兵勇，即可坚守无虞；若为保全楚之计，必须多备炮船，乃能堵剿兼施。现在两湖地方，无一舟可为战舰，无一卒习于水师。今若带勇但赴鄂省，则鄂省已无贼矣；若驰赴下游，贼以水去，我以陆追，曾不能与之相遇，又何能痛加攻剿哉？再四思维，总以办船为第一先务。”在这里曾国藩精辟地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实战状况，并由此而得出结论，即必须对水师加倍重视；不仅如此，曾国藩在创建湘军之初，就从战争的全局考虑，认为“先肃清水面”是首先要做的，然后才可以把安庆、芜湖、金陵三重镇逐一攻克。

所以，曾国藩之所以能够认真地对待水师建设，一方面是因为现实的军事力量对比，另一方面则是从长远的战略方针出发来考虑的。他在衡阳“鸠工购材，试行造办，成造样船数只”，但是因为“工匠太生，规模太小，不足以压长江之浪，不足以胜巨炮之震”，此次行动以失败而告终。后来湖南巡抚将水师守备成名标送来，同时也送来了广东绘制的拖罟、快蟹船式，湘军才又仔细琢磨，依据快蟹船式重新造船，又把商船改造成为长唇的宽舷，“又推五日竞渡船意，为短桡长桨如蛇足，以人力胜风水”。不久，曾国藩又将造长龙战船的任务委派给同知褚汝航在湘潭制造。这样，曾国藩的水师便具有了初步的规模。他从衡阳发兵出征时，所配备的船只已经有“拖罟一号、快蟹一号、长龙五十号、三板艇一百五十号，皆仿照广东战舰之式，又改造钓钩船一百二十号，雇载辎重船一百馀号”，大概有五百七十多门炮配备在船上，已经具有了初步的规模。但和有数万只船的太平军水师比起来，其规模实在是微不足道。然而，太平军的船队均由民船、商船编成，对于运输有益，但是在战斗方面却不行，虽然经过简单的改装，却没有很强的战斗力；而湘军的战船却是专门为战争所作的，便于战斗。与此同时，湘军战船上配备了上千尊洋炮，都是从香港购买来的，而太平军战船多用土炮，根本不能同日而语。湘军水师对于操舟、作战、施用炮械等技能，在衡阳的时候已经经过了一些训练，且在衡阳、湘潭两处设有船厂，对旧船进行修理，同时为补充船队也制造新船。湘军水师的组织也都非常的严密，因为太平军水师不对自身建设多加重视，所以这方面也根本无法同曾国藩的水师相比。两军经过长期的较量，特别是发生在咸丰四年四月的湘潭之役，同年八月汉阳河之役及同年十月田家镇之役，太平军水师三次都失败了，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湘军水师则因此而在长江称霸，也就成为了曾国藩最亲信、最可依赖的力量。

第二部分：骂名留世岳州之役（2）

且说曾国藩从咸丰四年正月二十八日（公元1854年2月25日）起，带领水陆两师出发，浩浩荡荡，进驻长沙。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