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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和理论上清除了３０年代“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把对教条主义的批判提升到哲学认识论的高度，他说：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

教条主义者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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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很坏。

（《毛泽东选集》第１卷，２８５、２８６页）

１９４９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完全证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走过的革命道路是正确的。这条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道路。

在１９４９年胜利后，我国以不长的时间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这就又一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力量。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虽然由于１９４９年的胜利而结束，但是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法和步骤，仍然充分考虑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留下来的许多特点，因而才能够总的说来进行得如此顺利。

那么，在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在基本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后，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是否仍有自己的特点？

它所具有的特点除了其他因素以外，是否同中国曾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有关？这可以说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在中国成败的一个重要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终将因自身不能解决的矛盾而崩溃，为社会主义社会所取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通过革命取得统治权力，以社会主义公有制来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从而过渡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预计，无产阶级革命将在资本主义比较成熟的国家，而且是在几个国家同时取得胜利。他们概括地指出“最先进的国家”的无产阶级在掌握政权后可以采取的措施，并且认为，“这些措施在不同的国家里当然会是不同的”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２７２页）。对于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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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社会的具体结构及其发展进程，他们的态度是很谨慎的，只限于作出一些原则性的论述。

例如恩格斯在１８９０年评论一个德国刊物关于未来社会中的产品分配问题的辩论时说：奇怪的是谁也没有想到，分配方式本质上毕竟要取决于可分配的产品的数量，而这个数量当然随着生产和社会组织的进步而改变，从而分配方式也应当改变。但是，在所有参加辩论的人看来，“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不断改变、不断进步的东西，而是稳定的、一成不变的东西，所以它应当也有个一成不变的分配的方式。

但是，合理的辩论只能是：（１）设法发现将来由以开始的分配方式，（２）

尽力找出进一步的发展将循以进行的总方向。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７卷，４３２页）

１８７５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固然比较细致地谈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原则，但是他的立论是在恩格斯所说的“合理的辩论”的范围之内的。而且他是针对拉萨尔派的所谓“公平分配劳动所得”和“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这些空话而讨论这个问题的。

正是为了驳斥这些空话，马克思除了指出其他各点以外，还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消费资料的分配不能不实行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即“商品等价物交换中也通行的同一原则”。因此，“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权利”

，“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的劳动者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这些虽然可说是“弊病”

，但“这种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

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学到的是，决不可以从抽象的平等观念、公平观念出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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