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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章，热情赞扬京剧现代戏《革命自有后来人》和《红灯记》，在京剧革命中“勇似长江浪”。

在全国现代京剧观摩汇报演出的期间，江青曾经把两个剧院的剧组人员全部召集在一起，她提出要求大家群策群力，共同改编好这出现代京剧，并武断地决定要统一剧名，为了不和已经上演的电影片名相重复，确定以《红灯记》为统一不变的剧名。江青还突发奇想地一时心血来潮，把剧中的叛徒王金才巡长的姓名，不知何故地改为叫“王连举”，同时，江青还霸道地命令哈尔滨市京剧院的《革命自有后来人》要停止全国的巡回演出，要停止一切唱片的发行，要停止一切对外的辅导。这三个“停止”无疑地宣判了哈尔滨市京剧院一年来苦心排演、并且已经取得演出成功的这出现代京剧的死刑。江青明确地要让原来剧中的女主角李铁梅退居第二位，要给剧中的男主角李玉和让道。江青还说：“只能有一个京剧剧本，只能有一个《红灯记》，不能出现题材‘撞车’。”后来，舞台上的李玉和形象，简直愈发成为了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三突出”、“高大全”的注释符号和标志了。首演李铁梅的云燕铭，当然心里想不通，她也绝不同意江青的观点和意见，但是，到头来还是胳臂扭不过大腿，她气愤填膺，也只有保持沉默。中国京剧院一团则是完全按照江青的意图，马上进行修改和调整剧情，以及人物之间相互关联。而哈尔滨市京剧院的《革命自有后来人》，则就此被迫偃旗息鼓，遭到封杀。

与此同时，由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的林默涵担任团长，赶紧组成一个专题考察团，前往上海去观摩仍在那里演出的现代沪剧《红灯记》，并认真仔细地去借鉴同名的现代沪剧之中的许多可取之处，在已经公演的原现代京剧剧本上再次进行修改。1965年初，由北京《红旗》杂志第二期发表了署名翁偶虹、阿甲根据上海爱华沪剧团同名沪剧改编的现代京剧《红灯记》剧本。

转眼间，轰轰烈烈“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全国席卷而来。所有的电影通通被打成了“毒草”，所有的舞台通通被迫拉上了帷幕，所有的文学作品通通被封存或者烧毁，这场空前绝后的政治运动将要触及到不同阶层、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每一个中国人的灵魂深处。

一直活跃在文艺界的江青更加猖狂地跳到前台，以“文艺旗手”自诩，她把最感兴趣的地方戏曲，通通勒令他人改编成现代京剧。以一个全新的面孔进行大刀阔斧的所谓的“京剧革命”。这种“京剧革命”首先挑选的主要题材全部都是当时最为流行的革命斗争题材和当代生活题材，当然，后者一定要加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与隐藏的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重要情节。所以，被江青重点列为第一批“八个样板戏”之内的就是已经在全国广大观众心目中，通过故事影片、现代京剧和现代沪剧等多种艺术形式所留下了深刻印象的《红灯记》。

在随后的正式演出当中，江青总是“横挑眉毛竖挑眼”，多次当着副院长张东川的面，指责阿甲和李少春把戏给改坏了，并下令立即修改。她在文化部部长周扬、副部长林默涵、徐平羽等人的陪同下，再次观看彩排，对一些地方没有按照她的意见的修改，大发雷霆，同时，对不服从她的命令的阿甲恼羞成怒。江青继而把事情故意闹到周总理那里，是总理出面调解，此事才告一段落。1964年11月6日晚，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小剧场亲自观看了京剧《红灯记》的演出，毛主席对剧中“痛说革命家史”和“刑场斗争”这两场戏，最为动情，并在演出结束后，与演员一一握手，合影留念。不久，毛主席在江青的陪同下，又观看了上海爱华沪剧团前来北京演出的《红灯记》。

此后，这出现代京剧《红灯记》，由中国京剧院一团进行独家演出，同时期衍生出来的昆曲《红灯传》当然要悄无声息地下马。所以，江青把窃为己有的所树立起来的“八个样板戏”，再来一番挖空心思、毫无价值的“改头换面”。演员已经第二次进行了必要的轮换，昔日的李少春由于是“牛鬼蛇神”的代表人物，在运动之初就早已被打倒了，他饰演的李玉和由钱浩梁接替，杜近芳作为梅兰芳的亲传弟子，也让她靠边站，由刘长瑜顶上李铁梅，唯有扮演李奶奶的高玉倩和饰演鸠山的袁世海在当时暂时“幸免于难”，而得以继续在舞台上扮演以往相同的角色，并和刚上台主演的青年演员一同演出。

在令人感到万分恐惧、充满着“文革”运动之中，由于许多文艺团体的编导从生活实际出发，而在个别细节中进行了局部的调整，便被“四人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