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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我同意这个看法。希望我的谈话对你有所帮助。

（根据谈话记录整理，经本人审定）

与龚育之谈周扬

时间：1995年5月3日

龚育之——理论家，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李：你从50年代就在中宣部工作，想听听你当时和周扬的接触和印象。

龚：我1952年清华大学毕业后到中宣部科技卫生处，当时周扬在担任中宣部副部长，但他还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和党组书记，主要精力在文化部，并不常来中宣部。即使来，我们这些年轻干部也没有直接接触他的机会。主要是从他的文章和报告中来接触他。1955年才经常回中宣部上班，这样见到的机会就多些。

李：那么是不是正好赶上批判胡风，你对其中的情况有无了解？

龚：批判胡风对我们的震动很大。和前不久开始的批判胡适思想不同，解放以前我们就知道胡风是左翼。同知道周扬的名字一样，我也是从鲁迅答徐懋庸那封公开信里知道胡风的名字的。虽然后来也略约知道在重庆和香港的时候，党的一些理论家对胡风有过批评，但那是属于左翼内部的争论呀？所以当时我很纳闷，怎么现在搞得这么严重，而且径直称为“反党”，还突然升级为“反革命”了呢？不过，在批判胡风的事情上，周扬做过和说过什么，我全无接触。

李：他主要负责文艺，和你们科卫处怎么有联系？

龚：其实他分工负责文艺处和科卫处两个部门。记不准是不是在1955年，胡绳不管科学处了，原来的副处长于光远做了处长，周扬作为副部长，分管我们科学处的工作。记得那天在中南海庆云堂的一间会议室里，周扬来参加我们处的会，宣布他的施政方针。他说，他分管两个处，按重要性来说，他认为搞建设了，科学比文艺重要。但是，他还是会用更多时间管文艺，这与他个人的经历和背景有关，大家一定会理解的，并不是他认为科学次要。科技卫生处开始只讲自然科学，后来卫生分出去，自然科学又通过聂荣臻的科学规划委员会负责，不通过中宣部。这样，到1956年科技处就开始专门做一些政策方面的研究，负责哲学社会方面更多一些。

李：对1957年文艺界反右时周扬的情况你是不是了解得多一些？

龚：这个事情，周扬最有影响的文章当然是《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说它最有影响，不仅因为它是周扬写的总结这场大事变的大文章，而且因为它经过了毛泽东主席看过，毛泽东还为此给林默涵写过一封信，说：“此文写得很好。我作了几处小的修改，请看是否可以？如果最近一期文艺报尚未付印，最好将此文在文艺报和人民日报上同时发表。”说是“小的修改”，其实有不少是重要的修改。这个情况当时许多人都是知道的，至少我们中宣部的干部都是知道的。那时不像后来，没有把毛泽东修改的地方一一用黑体字标出或传达的习惯。但是，有经验的人们从文气上就可以读出哪些是毛泽东的手笔。

李：但是这篇重要的文章，周扬生前编选《周扬文集》时没有收进去。这一情况你知道吗？

龚：80年代中期，有一天我去看望周扬，他同我谈起他的文集，谈起保留历史原貌的编辑方针，并且具体地谈到《大辩论》这样的文章都要原样收入，另加附记。他也说了附记难写，但表示很有信心写好。不过，这一方针后来有了改变。我又一次到医院去看他时，他告诉我，主要是文艺界有一些同志非常不赞成他把《大辩论》这些文章再编进今天出版的文集中去。这样的意见我也理解。但是我说，只要不是采取重新肯定过去错误批判的态度，而是采取保存历史、纠正历史错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态度，收入和重印这些文章，是不至于引起误解的。周扬向我表示，他赞成这样的看法，这也是他本来的意见，他准备坚持原定的编辑方针。

李：可能还是有不少阻力，所以现在《周扬文集》已经出齐，这篇《大辩论》没有收入。反右时中宣部的运动他参加吗？

龚：开头斗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好像他没有过问。后来发展到反对李之琏同志等领导干部时，他过问了。

李：我找李之琏谈过，他好像对周扬有一肚子火。他说周扬因为丁玲问题而在反右时对他进行了无情批判。

龚：李之琏当时是中宣部秘书长，机关党委书记。文联、作协的党委由中宣部机关党委领导，李之琏作为党委书记，受理了丁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