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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批判的实践效果非常之坏，不讲别的方面的影响，单讲对周扬来说，无疑是致命的一次打击。它毁坏了周扬的健康。周扬动过肺癌手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折磨，这些他都挺过来了。这一次虽然没有开他的斗争会，没有把它关起来，可是他心中的创伤却无法愈合。接见记者后，对自己的思想感情被扭歪，是他事先没有估计到的。在胡乔木再三动员他接受记者采访后，他以为这件事到此为止，结果却完全不是如此，使他处在无法声辩的地位。他感到抬不起头来。

我对胡乔木批评周扬人道主义这件事一直不赞成。我认为这种批判在理论上根本站不住脚。胡乔木自己也没有力量写出一篇能自圆其说的文章，找了不少人帮他写，也没有写好。而他就在自己没有弄清楚的情况下，却给周扬无限上纲。我看到了这种情况，就为周扬不平。我看到周扬那样不快乐，于是我去油房胡同的次数也就多起来，为的是安慰他。到周扬家里我并不多谈使他很不愉快的那件事，而是东讲西讲，让他多知道一些信息，多关心一些问题，少想这件不愉快的事。但还是不能完全不讲到他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会上那个发言的事。每当接触到这一件事，苏灵扬对胡乔木的作为极不满意，常常激昂慷慨地数说一通胡乔木。周扬则常在一旁默默不语，偶尔括几句话。1984年刚过年，胡乔木的那本批判周扬的书出版了。过了不久，春节到了，1月24日，胡乔木写了一首诗向周扬“问候”。这首诗有八行：“谁让你逃出剑匣，／谁让你割伤我的好友的手指？／血从他手上流出，／也从我心头流出，就在同时。请原谅！可锋利不是过失。／伤口会愈合，友情会保持。／雨后的阳光将照见大地／更美了；拥抱着一对战士。”在油房胡同读到这首诗，苏灵扬十分气愤，认为这是胡乔木对周扬的愚弄。事实上，伤口再也不可能愈合了，周扬与胡乔木两人再也不可能拥抱在一起。

胡乔木和周扬之间的友谊从此破裂。周扬很少说，苏灵扬是直性子，说话就很不客气。见了人就不客气地批评指责胡乔木。听说有一次周扬病重，有一位周扬的老朋友去医院看望，胡乔木也跟着去了。苏灵扬就当着胡乔木的面对那位老同志说，“你说来看我们，我们欢迎，为什么带着别的人来？”使站在一边的胡乔木下不了台。

不久前，我看到《读书》上有常念斯的一篇怀念胡乔木的文章。文章通篇都是赞扬胡乔木或为胡乔木辩护的话。许多辩护完全不符合事实。在这里且放下不表。不过其中也认为胡乔木在周扬的问题上是做了错事，可是作者没有讲这错事的性质如何不光采，也没有说后果如何严重。

在受批判后开头的一段时间，周扬还到中顾委去开会。1985年周扬去广州，在珠岛宾馆洗澡时跌了一跤，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回到北京，在家里我见到他时，身体就明显地更坏了。以后每次去看他，都觉得他一次不如一次，他本来是很健谈的人，可是话说得越来越少。

后来周扬几次住进医院，传来的消息越来越不好，说他开始出现脑软化的现象。

到了1988年初，我取得了人民出版社的支持，编了一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文选》。其中第一篇就是周扬的那篇文章。除他的论文外，还有黎澍、苏绍智、廖盖隆、丁守和和我的文章，一共六篇。署名是“周扬等著”。做完这件事，我很高兴，总算为周扬做了一件事。不过我写的那篇《编者的话》不得不非常简单，只写了几句有关编写出版事务的交代，一句带实质性的话也没有写。不过在书出版后，周扬已经不能作出反应了。

在医院里我见过周扬几次，他已不能再说什么话。不过当我去医院时，我握着他的手，从他的眼光中和握力中还可以感到他认出了我这个部下兼朋友。

最后我想补记一件事。

大概是1983年，似乎是在胡乔木批判他那篇文章之前，一次我去周扬家，他取出一篇文稿给我看，那篇文稿署了一个我没有见过的现在早已忘记的名字。可是一望我就认出是陈伯达的笔迹。内容不长，大概五六页，是直行写的，看下去，内容原来是批评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的农业政策的。文稿引了列宁的著作，也引了一些报上的材料（其中有一段是从上海发行的《世界经济导报》上引下来的）。周扬告诉我，这是陈伯达“文革”前的秘书送给他的。周扬给我看，问我他该怎么处理这篇东西。我认为陈伯达那样一个保外就医的犯罪分子居然写起反对党的路线的文章来，真是岂有此理。我对周扬说：“你不要替陈伯达转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