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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所有的华尔街新手一样，我对场外市场（Curb　Market）抱有浓厚的兴趣。场外市场多年来一直在布罗德街（Broad　Street）上，是块用绳子围起、大约20平方码的空地。无论刮风下雨，场外市场的经纪人都会聚集在这里进行露天交易。下大雨时，他们都穿上油布衣；冬季天气冷，他们会戴上耳套。许多经纪人戴着色彩艳丽的帽子以便指令员找到自己。这些指令员在附近大楼的窗子里俯视着场外市场，他们和经纪人通过复杂的手势不断交换着指令和信息。虽然场外市场远不如纽约股票交易所重要，但那儿也在交易许多一流大公司的股票，以及大量其他各种各样公司的股票。成交量经常很大，每天有几百万美元的成交额。尽管场外市场的硬件设施显得古怪可笑，但它的运转却很有效率。10年后，场外市场搬进了一幢位于三一教堂广场西部的新大厦。又过了20年后，这些保守分子将纽约场外市场（New　York　Curb　Market）改名为美国证券交易所（American　Stock　Exchange）——原名过于谦卑，新名则过于张扬。但那个时代过来的人还是叫它场外市场，他们对布罗德街上那些滑稽的红帽子还有些念念不忘。

做了四个星期的跑腿员后，我来到了债券部。债券部单独占一间房子，四周无遮拦，与客户室及报价台只隔着一条走廊。在我到来之前，债券部的成员包括两名年轻的债券推销商，他们从大学毕业已有几年，经验比较丰富。其中之一是丹尼尔·罗勃，公司合伙人杰克·罗勃的外甥。丹尼尔皮肤黝黑，背有点驼，工作非常卖力，为人十分严肃。另一位是哈罗德·罗斯——他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类人。他个子高、身材匀称、英俊潇洒、金发碧眼，是个出色的游泳运动员，很大程度上也是个花花公子。不久他便恬不知耻地把自己的座右铭透露给我：“能使别人替你做的事自己千万别去做。”他成功地将这一原则应用到几乎所有工作上。他总是能让别人替他干活。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命运给这两位年轻人安排了截然不同的结果。这位感情丰富、几乎将自己全身心奉献给工作的丹尼尔·罗勃与公司的爱尔兰籍接线小姐结了婚，后来在20年代的投机生意中输得倾家荡产。而那位泰然自若、从未真正忙于工作的哈罗德·罗斯则继承了他父亲的财富，成为一家大证券公司的合伙人。这实在是对传统道德的玷污。

我要同时完成两项任务：第一，尽可能多地学习债券知识；第二，在债券部中尽量发挥自己的作用。丹尼尔和哈罗德几乎每天都要给那些可能的债券购买者发送债券推荐表，而我的主要工作是给表上的债券作一简单介绍。即便是在空闲时间，我也认真自学债券知识。我给自己准备了一本活页笔记本，在每一页纸上我都以便于记忆的形式记下某种债券的一些重要数据。经过这么多年后，我仍然记得那本黑色笔记本的模样，以及其中的某些内容。第一页的内容是：“艾奇逊…托皮卡和桑塔费公司，总额4000美元，1995年到期，年利率15％。”当时我肯定记录了上百种债券的数据。我将它们的发行规模、利息率、到期日期，以及留置权条款一一默记在心。现在我已经搞不清楚为什么要把这些内容记住，实际上我可以很方便地从债券说明书或笔记本上得知这些内容。毫无疑问，这是我的虚荣心在作怪。开始时我背得很成功，后来这些债券内容在我的大脑中完全混淆了起来，于是我便把它视为一项糟糕的工作，不再做了。但在几个月后，我却惊奇地发现这些数字仍历历在目。我几乎成了“铁路债券的活动说明书”。

1914年7月，奥地利王储在波斯尼亚萨拉热窝的被刺引发了维也纳与塞尔维亚之间的战争。纽约股市对当时欧洲的紧张局势不大关注；大家以为这种紧张局面肯定会结束，就像几年前的阿加迪尔事件一样。这时我拿到了费·贝塔·卡珀联谊会的徽章，我骄傲地用一根表链把它戴在马甲上。公司最年轻的合伙人，不久前还是烟草商的兰斯特·纽伯格为公司的职员能有这样的荣誉深感震动。一个小时后他对我说：“本，我能否请费·贝塔·卡珀联谊会的成员为我出去买包烟？你知道我要哪种牌子。”于是我便受命跑了出去，徽章在我胸前乱晃着。

我所从事的最傻的工作之一是写市场报告。萨缪尔·纽伯格是股票交易所的场内经纪人，在闭市后他必须将当天的股市情况记录下来。这些记录要送到公司的发源地费城，以便使当地的客户相信公司在纽约的布罗德街和华尔街上表现很好。萨缪尔·纽伯格很不喜欢干这种琐事，于是他便把这一任务转交给我。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