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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由此敲响了大清国的丧钟。甲午战争，一场由日本挑起的海上战争，以一个让全体中国人蒙羞的《马关条约》作为终结，让洋务运动的所有成果遭到否定。不变革没有出路，变革成果又被日本所毁灭。古老的中国，由此错过了一个富国强兵的大好时机。来自日本的威胁，从此像噩梦一般，给此后的中国屡屡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大清朝的末期是一段最为〃有意思〃的历史，前所未有的变局，空前复杂的内政外交，让这片古老的土地几乎沦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关于清朝走向近代的转折点，最早的说法是1793年。垂垂老矣的乾隆皇帝80岁了，他已经驾驭清朝这艘大船行驶了58年。

这年秋天，作为外交官的马戛尔尼（1737…1806）奉英王乔治三世之命来到中国，以向乾隆皇帝祝贺80寿辰为由，要求清政府增开通商口岸，减低税率，给予租界，允许英国派遣公使长驻北京，允许英国人传教。

接下来的故事广为流传。

乾隆皇帝以其不识天朝体制，妄行乞请，而严加拒斥。在赐马戛尔尼筵宴，优加赏赉后，让其回国。

马戛尔尼具体提出了什么要求呢？大致如下：

第一，为英国贸易在中国开辟新的港口。

第二，在靠近生产茶叶与丝绸的地区获得一块租界地或一个小岛，让英国商人可以长年居住，并由英国行使司法权。

第三，废除广州现有体制中的滥用权力。

第四，在中国特别是在北京开辟新的市场。

第五，通过双边条约为英国贸易打开远东的其他地区。

第六，向北京派常驻使节。

第七，在不引起中国人怀疑的条件下，使团应该什么都看看，并对中国的实力作出准确的估计。

日本军舰撞沉〃洋务运动〃（2）

以当时大清朝的实力和整个统治阶层的盲目自大、闭目塞听，乾隆皇帝当然对英国的〃无理要求〃不屑一顾。

大国的盲目自大与小国的褊狭自负具有同样的逻辑。打个不恰当的比喻，这就同一个大城市的市民与一个偏僻山村的村民一样。在农村人面前，城市人就常常会有莫名其妙的优越感。而农村人一旦偏狭，就会觉得〃离开我们农民生产的粮食，你们什么也不是〃，甚至对城里人产生仇恨。隔膜与仇恨的根源在于社会不够开放和信息的不对称。

一种文化一旦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常常因为自大而走向封闭，中国就以实际行动论证并上演了这样一个悲剧。驭御大清朝数十年，足以让乾隆皇帝沉淀下足够的自信心。所以，面对英吉利小邦，便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不屑。

中英此次〃外交〃，就这样如一段小插曲一样，埋藏在历史之中，如果不是后来的一系列大变局，或者不会为后来者对这一插曲再三玩味。

形势和世道的变化，总是在一些突如其来的变故到来的时候，才会让人觉得历史早已经埋下了伏笔。

时光飞逝。乾隆皇帝带着康乾盛世酿造的辉煌和积弊谢幕。祖宗的霸业连同历史的包袱，一同甩给了爱新觉罗氏的后人。

29年后，大清朝的好日子似乎还没有过完的时候，英国再次叩响门环。

此时驾驭大清朝这艘*的是乾隆皇帝的孙子，道光皇帝。

这是1834年7月25日。英国新派的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乘船抵达广州，并于次日向两广总督府递交要求通商的信函。

按照大清朝的规矩，律劳卑的这一举动是不敬的、过分的！作为一个商人，他是不能与大清朝官方直接递交公文的，有什么事情应该通过当地的行商代为转交信函。

律劳卑如此大胆，自有原因。他的背后是一艘已经游弋在虎门外的军舰。

这个时候清政府的官员还不像后来那样〃没有骨气〃，对于蛮夷洋人还有优越感。大家认为应该停止中英贸易，对英国人的这种示威行动进行惩罚。

两广总督卢坤向道光皇帝所奏的〃为律劳卑来粤不遵法度予封仓示惩片〃中说：夷人所恃者，唯有船坚炮利。内洋水浅，礁石林立，夷人施放火炮，亦不能得力。我方只要调兵遣将，水陆分投布置，夷人便会折服。

皇帝的御案上常年堆积着雪片一样飞来的奏折，要让主子有耐心看下去自己的奏疏，文字必须干净简练。卢坤奏折言简意赅，显然是合格的。

快马加鞭，这份奏折越过千山万水到达北京的时候，差不多已经两个月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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