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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他的事迹，苏联政府给他很高荣誉，授予他〃红旗勋章〃。

6。1　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1912年1月1日，哈罗德。金。菲尔比在印度的安巴拉降生了，他的父母怀着激动的心情迎接小菲尔比的到来。他的父亲在印度政府内任文职官员，是英国知名的阿拉伯语言学者。父母对小菲尔比寄予很高的期望，当菲尔比到了上学的年龄时，他便被送回到英国的学校学习。

1929年，17岁的菲尔比以优异的成绩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在这里开始了他思想上的重大转变。

进校后；他最早的行动之一是加入剑桥大学社会主义者学会。头两年，他只是按时参加他们的活动，但不参加其它活动。

和许多看到资本主义的腐朽、警告人们法西斯主义正在兴起的其他同学一样，他对政治具有浓厚的兴趣，并开始进行自己的探索。经过广泛的阅读后，他逐渐明白英国工党与世界左派的主流并非处于同一立场。菲尔比对工党的信心由狂热变为迷惘。令他难以置信的是，在1931年那场混乱和面临失败的危急时刻，工党对反动势力所能调动的后备力量竟是那样束手无策。而且，当时反对党的明显带讽刺挖苦性质的宣传，竟使一个经验丰富的选区的选举一下子出现了一边倒的现象。结果，工党失败，人们对想象中的整个议会民主制的有效性产生了严重的怀疑。

这次事件使他第一次不得不认真地考虑自己的信仰。不久，他开始更加积极地参加社会主义者学会的活动，并担任了该学会的司库，这使他接触到批评工党的大量左翼思想，特别是共产主义的思想。除了博览群书和不断地评价欧洲关于社会主义的经典著作外，他还参加学会举行的生动活泼、气氛热烈的讨论。

这样，一个重大但又缓慢的思想转变过程就发生了。到1933年夏他在剑桥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菲尔比彻底抛弃了他的最后疑虑。当他拿到大学学位离开剑桥时，他同时确立了要把他的生命贡献给共产主义的信念。

当时，奥地利维也纳的工人革命运动蓬勃兴起，菲尔比欣然只身前往。在维也纳，菲尔比与苏联情报机关的成员发生了联系并加入了该组织。在苏联人向他提出加入情报机构的建议后，他毫不犹豫地就接受了，在他看来，〃人人都会不加思索同意加入一支精明强干的队伍〃。从此，他就为这个强大的共产党国家而尽力工作。

在中欧搞了大约1年的地下活动后，他回到了英国。他和他的政治朋友们都断绝了来往，经常去德国大使馆。不久，他还加入了英德联谊会，并在这个纳粹阵线组织中担任不少职务。他想用纳粹经费创办一家旨在促进英德关系的商业刊物。为商谈此事，他曾几次到柏林找德国宣传部和外交部洽谈。尽管他的奇怪的富有冒险性的努力最终没有成功，但它却把他早期热衷于共产主义的迹象掩盖得天衣无逢。此间，他的正式职业是自由党月刊《评论的评论》的副主编，业余时间则花在追逐女人方面，给人的印象俨然象个才华横溢的花花公子。

菲尔比对柏林的印象极为糟糕，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暴行惨绝人寰，对共产党实行极端恐怖的政策。纳粹分子一个个都趾高气场，令人难以忍受。

一次，正当他访问柏林期间，西班牙战争爆发了。直到返回英国后他才得知，佛朗哥将军并没有接近整个国家，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就在眼前。他的下一个任务是到西班牙法西斯占领区去，尽可能在接近要害的地方潜伏下来，全面搜集有关法西斯战争准备的第一手资料。苏联情报机关在英国和法国给他安排了联络人，以便他把搞到的大量情报交给他们。

在西班牙，他遇到了作为苏联情报人员以来的第一次危难。

6。2　险遭枪决

在离开英国之前，他总是将从苏联那里得到的指示用密码写在一小张纸片上，并习惯地把它放在裤子的小兜里。为作紧急联系之用，在向他交待任务时，苏联人给了他一份密码和一些在西班牙的秘密通讯地址。在西班牙时，他的口袋里就有着这么一张小纸片。正是这张小纸片差点把他带到行刑队面前。

当时他的苏联情报站总部设在西班牙南部的塞维尔。他的身上揣的是英国护照，公开身份则是英国《泰晤士报》驻佛朗哥将军部队随军记者。

在塞维尔及其周围乡村紧张地工作了几星期之后，他突然在广告上看到下星期天将在离塞维尔100多公里的科尔多瓦举行斗牛表演的消息。当时，前线正在科尔多瓦以东25公里的蒙托罗和安杜哈尔之间的地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