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嘿，这一来，我们倒成了日后人们口中的闲话了。”

“这就叫做‘闲话中的闲话’呀！”

后记一　不是闲话

《江湖闲话》到头来还是闲活几句而已。

原本是香港的东方日报约稿，要我写八千字短篇武侠小说。字数要恰恰好，不可多，不可少。这也无所谓，在香港，就连写诗也不可多一字少一字，更何况小说。武侠短篇最是难写。所以最刺激。我一向都主张每一部小说都是一个独立的生命，所以要赋给每一部小说一个新的形式。于是，干脆把我过去武侠小说里一些我自己印象较深刻的人物拿出来，各写一篇。这好比原本是去观察一棵大树，现在去分析枝叶。有些情节的支线，在原来小说里不便发展，从轻发落，到此大可节外生枝，以枝为干。小题大做。

这还不够。打算用两人对话的方式，来衍生出全篇小说。这两个只有对话的人物，藉他们的对话烘托出一个有花有剑有热血有泪光的江湖来。到未了，对话的二人也成了话题，闲话人也成了闲活，传说的人成了传说。

在写作和发表的过程里，也不例外的有了好些变化：譬如从每篇八千字改成六千字，发表的刊物从《时报周刊》转到了《自由日报》，从《玲珑阁》转到了《亚洲电视》．诸如此类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虽经延搁，但我还是完成了此书，并利用了一些中国传统的相声、说书、戏剧性对白的效果，在改写了一些故事和人物的同时，也创造了一些新意。

如果没有至少一项全新的创意，我宁愿不写，或写了不出书。

这当然不是闲话。

后记二　一江春水向东南西北流

《结局》是十八岁时候的作品，那时是在马来西亚、霹雳州、美罗埠，成文之后，寄到台湾颜元叔、胡耀恒主编的《中外文学》去，意外的给发表出来，真个欣喜若狂。《中外文学》是继夏济安、夏志清等刨《文学杂志》、白先勇等创《现代文学杂志》之后，当时台湾现代文学的大本营，在那儿发表学术论文和创作，甚受注意和重视，编者与作者，绝大多数都是教授级、博士级、系主任级、院长级等“超级人物”，初出茅芦、不知天高地厚的我。能在那儿发表作品，而且还是武侠小说，绝对是一个意外之喜（这之后，我又在《中外文学》发表了不少作品，“武侠诗”尤多。）

记得小说刊出来之后，文章中还有一个错外：那就是把“四月初四”写成“三伏天”，结果，一位颇负盛名的老教授即投书“中外”，勉励之余，还指出我的谬处，我便在出书时作出了改正（见七七年“四季版”之《凿痕》一书）。坦白说，能“惊动”这等人物有教于我，我是不胜荣幸的。那时的我，中学尚未毕业，而《中外文学》之前之后，都没再刊登过“武侠小说”。无独有偶，陈慧桦主编的《现代文学》杂志，也发表了我另一篇武侠散文；《迷神引》，更早些时候，马来西亚最“老字号”的纯文学刊物：《蕉风月刊》，也发表了我的“武侠极短篇”：《刀》．这都是约莫在七零到七二年间（十六到十八岁）的事。

“后来，我把四千字的《结局》在十年后重写了一次，便是九万字的《杀人者唐斩》。

《雪在烧》是八六年的作品，刊登在目前仍在出刑、是继《中外文学》后台湾纯文学的具代表性的刊物，《联合文学》中。那是武侠评论名家、“联经版”《近代中国武侠小说名著大系》的主编叶洪生先生代约的稿，其中有一段趣事是：发表之后曾志伟喜欢这篇名，把它“借用”了，拍成一部以台湾乡村为背景的电影（内容与我无关，与我作品也无关）．由谭家明执导。为些事。朱延平还特别找我喝茶、请我吃饭，让我多交了几个好朋友。

“去年九月，台湾《联合报》缤纷版主编冯曼伦约稿，我因适逢是最忙的一段时间，至今年三月才能执笔，既然迟交了，就决意写一篇比较“像话”的作品给她，于是为“雪在烧”续写“战僧与何平”。

“常在文中提到或强调写作年份和岁数，当然不等于向读者宣布自己如何“天才横溢”或“惊才羡艳”，因为就算十五岁便写出绝才巨著，三十岁反而成了“小时了了”，也大有人在。虽然多年来都为把武侠和文学的结合而尽力及努力，但如果一心以为自己的作品就是文学加历史，只怕万一进不了文学史，却只吃了文学屎。年龄跟作品好坏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关系；但依据年龄和写作年份、背景与环境，对常看和长期看我小说的读者而言，比较可以了解其间的脉络相承，进而对文字所流露的心态和意念，也更加可以进一步掌握和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