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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既确定又具体，这个特点确实相当醒目。大庭修将之归结于“官僚制发展的表现”和“初期阶段的特点”两点，颇具启发意义。战国官僚制发展呈现了“穷其极致”的强劲势头，正如法家对法制、效率之极意寻求所显示的那样。秦汉官僚队伍昔日“府史胥徒”，“以吏治天下”的体制，使文法吏与贵族士大夫的行政重要性整个反转过来，并直接体现在“分官设职”的简练、精干和尽量围绕行政职能而展开之上。至于所谓“初期阶段的表现”，这除了体制的简单粗糙外，还应从较积极的方面加以理解：官僚组织在初创时总是较为精干而富有效能的；此后随时光推移，腐化、老化和贵族化因素便将逐渐滋生和积累，包括冗官冗吏的繁衍增殖等等。秦汉官吏等级管理的简单中包含着草创的粗糙，但同时又是简练明快、富有新生朝气的；唐宋入流、进阶、磨勘、改官的复杂程序当然可以视为制度的发达进化，但其过分的繁文缛节、繁琐细密，也反映王朝已须为官僚自身的权益分配而穷思殚虑，这部分事务畸形膨胀开来，用于国计民生的精力便只好忍痛割爱了。

南北朝、唐宋是阶官制度的发达期，而这时的官僚特权恰好也呈现膨胀之势。可见我们把“品位…职位”视角与“自利取向…服务取向”结合起来的做法，并不是生搬硬套或求之过深，而是大有必要。进一步向后看，就进一步坚定了这个信心。世入明清，新的变化发生了＇83＇。王鏊《震泽长语…官制》：

唐制，有勋、有阶、有官、有爵。爵以定崇卑，官以分职务，阶以叙劳，勋以叙功。四者各不相蒙，有官、爵卑而勋、阶高者，亦有勋、阶卑而官、爵高者。宋朝列衔，凡阶高官卑则称“行”，阶卑官高则称“守”，官与阶同则无“行”、“守”字。今制惟以官为定，为是官，则勋、阶、爵随之，无复叙劳、叙功之意。＇84＇

王鏊所谓的“今制唯以官为定”，表明重大的变迁又已发生其间了。明代的文散阶分布于九品正从十八级之上，但各品上的散阶又出现了“初授散官”、“升授散官”和“加授散官”（仅正二品至从四品六号）之别，因而合计起来达到了42阶。此外武散阶分布于一至六品正从十二级上，亦有“初授散官”、“升授散官”和“加授散官”（仅正二品至从四品六号）之别，合计共有30阶＇85＇。

乍一看上去，明代的散阶形式与唐宋好像没有太大变化；然而细一深究就不同了。“虽然形式上仿效宋代官制，但实际上明朝不仅把职事官归入品秩序列，而且使散阶、勋位和官职所属品级逐渐接近”＇86＇。二者在一个关键之点上已经名同实异：唐代据门荫而授阶、据阶而授官，官职位阶，或说以“阶”为基准；明制则不相同，却是据官而授阶的，有官职才有位阶，散阶通过入流和考满来授受，并依据职事官的迁调改降而加以相应调整，如此而已＇87＇。所以有人把明代散阶仅仅视为“官员的一种荣衔”＇88＇。进一步说：“散官与勋级既是附加性官衔，又可视为考核制度的补充，但与实职和俸禄并无关系。”＇89＇“明代的散阶，很大程度上可说是对唐代职事官正、从各品上、下阶的一个稍加扩展的翻版。正因如此，明代散阶的性质，也就与唐代大不相同了。其主要效用，无非是区分和体现官僚的年劳资格，以便朝廷据以进行较正从九品18级更为细致的管理和激励活动罢了”；明代“散阶几乎完全成了官品的附属物。唐代是做官必先有阶，现在则是有阶必先做官，两者关系已经颠倒。勋级则与散阶性质相类而辅之，它们基本上不再有独立于官品的意义，除借以进行一些激励活动外，在衡量官员地位和等级时的意义实在淡而又淡。”＇90＇明代俸米依官品而定，因散阶从属于官品，进而从属于官职，因此也可以说它已不属“跟人走”的待遇等级了。这样，阶官的昔日作用、意义显已变质，一变而为职事官的附属物了，这也就是王鏊所谓“今制唯以官为定。为是官，则勋、阶、爵随之”的意思。

至于清代，实行的是一种相当简化的散阶制度，自正一品到从九品十八阶而已。尽管清人自夸其文阶武阶“循名责实”，“洵为法则精而密，施于事则简而易知者矣”＇91＇，其实不过荣号而已，甚至可以貤封父母＇92＇，散阶的授予混同于“封赠”。顺治初年有三年考满封赠之事，康熙改为逢朝廷庆典，任职二年以上者便可请求封赠。这种“封赠”比之唐代散阶，好比退化之后残留下来的一段盲肠＇93＇。同时各色俸禄虽有依于官品者，例如京官；但也有相当数量是因职位而异的，大大高于正俸的“养廉银”便是如此＇94＇。“各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