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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急急起身，匆匆穿戴，开了中门，在烛火下迎谒上司。

“大人想来还不曾用饭？请先休息，等我派人去找厨子。”

“不必太费事。”汤斌说道，“请先派人招呼我那几个亲兵的饮食。我跟老兄先谈一谈。”

知府亲自引入书房，在明亮的灯光照映下。只见三十三岁的汤斌，脸色熏黑憔翠，敝衣破靴，手上还受了伤，用块中衣上撕下来的布条缚住伤口，上面血渍殷然。这副样子像个遭遇灾难，仓皇逃命的难民，哪里像个掌管半省民政的地方大吏？

“大人勤劳王事，着实辛苦！”那知府感动之下，一揖到地。

“好说，好说！”汤斌一把扶住他，“老兄，不必再讲这些客套，我们谈正事！”

于是汤斌谈到如何设防。虽有乡兵，打硬仗不是劲悍的土匪的对手；汤斌指示，多设疑兵，加强巡逻。城内要清查保甲，监视奸充。只要示贼以有备，或者可以让土匪知难而退；万一李玉廷要硬攻南安，只要能守得十天，苏巡抚所调遣的官军，必可赴援解围。

“我请问老兄，”汤斌重提一句：“万一有变，能不能守到十天？”

受了汤斌的鼓舞，那知府毫不迟疑地答道：“我尽力而为。倘或守不到十天，与城共亡。”

有此必死的决心，南安一定可以守住。汤斌欣然称许，只见他的脸上，一双憔悴眼睛，神采奕奕，显得极有信心似的。

第二天一早，汤斌亲自帮着部署；旗帜鲜明，号令严整，士气极好。也就是在刚刚部署完成的第三天，李玉廷大股，远远而至。瞭望守卒发觉敌情，驰报知府，知府又转报汤斌，急急赶到城上。

果然，汤斌棋先一着，发生了吓阻的作用，李玉廷和他弟弟秀廷所率领的土匪，一看城头刁斗森严，旗旗密布，知道硬攻无益；而且他们亦没有打硬仗的准备，只好悄然退去。

危机虽暂时得解，汤斌却不敢丝毫疏忽，督率南安知府、大庾县知县，夜以继日地把防务上的“缺口”都堵塞起来。这样过了十天才部署完成，正待回赣州时发生了一件很严重的命案。

这件命案的严重，是因为凶手为平南王尚可喜的部下。尚可喜驻兵广东，派了一名姓董的游击，带领小队买马回广州；经过南安时，他的部下两名“旗军”，一个叫孙大，一个叫陈报国，不守纪律，持枪带刀，闯入民居，强取鸭子——南安的腊鸭，远近驰名；鸭子是老百姓生计所关，有人强取了一只，开了个例，凡是兵卒都可恃强而取，岂不断绝生计？因此为一只鸭子起了冲突。

那家姓钟，弟兄三个，老大叫钟应贞，在向孙大讨回鸭子时被杀；钟应光喊了声救命，结果又为陈报国杀死。于是老三针应尧陪着寡嫂到董游击那里喊冤。

董游击一听大怒，驰马到了现场，陈报国已经逃走；董游击拔出腰刀，住孙大脖子上就砍。但就在利刃加颈的刹那，他变了主意，收足腰刀，吩咐亲兵将孙大捆了起来，移送大庾县办罪。

这倒也是正办。只是随带的队伍，蛮不讲理，纷纷向游击去陈诉，说是旗军因为与百姓争斗，为了一只鸭子，闹出命案，如果要旗军抵命，以后必受百姓欺侮，寸步难行了。因此，要求董游击无论如何耍摆“威风”出来。

董游击不但答应了部下的要求，还听从了部下的设计，首先就把“威风”摆在苦主身上，说是孙大为了钟家吃官司，一切要归苦主招待。到坐堂问案那天，命案被告孙大是坐了轿子去的，自然，轿子是苦主所雇；入狱以后，又要苦主为孙大送牢饭，每天一只肥鸭，如果敢支吾一声，立刻就以白刃相向。

另一方面大庾县知县，也受了胁迫；判的不是强取鸭子，致人死命，说是“索鸭必致争闹，疑于殴斗，故依律拟绞。”而以当时的赦例，绞刑可以不死，同时两条人命由孙大一人承当，陈报国竟能置身事外。这就是说，钟家弟兄，等于白死！不但白死，还要花钱供养凶手。

汤斌得报，大为震怒。等公事报到，亲自提审；董游击的部下，与当地老百姓来看审，挤得水泄不通。

一声“带原告”，只听钟家的亲属，哭声震天；上堂一问，除了叙述当时命案经过以外，又说，为了供养孙大，已卖掉两个亲生儿子。世间哪有这样的不平之事？要请“青天大人作主伸冤”！

汤斌不置可否，先请董游击上堂问道：“一面是贵部，一面是百姓，你看人数多寡？万一发生殴斗，如何收场？”

董游击一听这话，心里着慌，躬身答道：“请大人示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