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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琮并没有因为兵力占优便一味强攻，反而应对的颇为谨慎。他小心翼翼的控制着进攻的节奏，以不断削弱曹军的实力。

战争进行到现在，可谓大局已定，依附于曹操的颍川、兖州士人虽然尚未凋零，但其根基已断。如果他们不改弦更张，等待他们的，必然是步审配等人的后尘。这一点是世家大族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而

曹操在军事上的核心——沛谯集团也已元气大伤，无力支撑曹操在这场战争中继续前行。

而从荆州军的实力来看，仅刘琮亲自率领的围城大军就有十八万之多，再加上西路赵云所率的五万余众，东路周瑜所率的七万余众，从兵力上已完全占优。不过刘琮很清楚，自己的优势并不仅仅在于人马众多，军械精良，粮草充足。

抛开这些对比不谈，刘琮认为荆州最大的优势，其实是来自于内部的平衡。无论是世家和寒门，文士和武士以及各方面，都在荆州新政的指引下趋于平衡。这种平衡是各阶层之间团结的基础，是刘琮统治稳定的基础。

在刘琮看来，之所以会有如今这个乱世，原因并不复杂，皇权的衰落和帝国的分裂，也绝非“久合必分”这样简单概括就能够直指核心的。

当时的农耕技术和科技水平，是没有办法维持一个以自耕农为基础的大一统帝国的。且不论是什么导致了东汉的衰亡——**也好，天灾也罢，不过是外因罢了。事实上，即便没有黄巾，没有张让等十常侍弄权，没有何进没有董卓，也必然有别的诸如红巾，黄巾，绿巾，有李进张进李卓张卓。

说到底，不过是谁统治谁罢了。虽然统治的形式在历史的进程中，看上去不断演变，但其内核呢？内核是掌握了大部分资源的精英统治罢了。掌握了经济和文化资源，才有可能跻身于精英阶层，才可能成为世家大族，而不是庶族寒门。

从原有的历史看，当下这个时代的知识极为昂贵，不可避免的集中到一小部分人的手中，皇帝要想挑选官吏，只能从这个群体里面选，这个趋势到了西汉末期已经不可阻挡了，光武帝刘秀起家就是靠的这个群体。这一批人就成了三世纪帝国崩溃后历史舞台的主角。

对于皇帝来说，当然不满意这个现状，所以他们尝试过用宦官（东汉）、王族（西晋）来制衡，以维持帝国的统一，但是他们都失败了。士族政治在东晋达到了顶点。但是到了南北朝中后期，伴随着技术的发展，庶族地主开始崛起。皇权有了其他的选择，士族开始逐渐变成花瓶，尽管他们依然为世人所重。

再往后随着造纸术和印刷术的普及，到了唐宋时期，他们就离开了历史舞台。作为一个群体，他们有功绩，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有他们的贡献。他们也有罪恶，三世纪到六世纪是中国最黑暗的时代。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这是庶族寒门发出的怒吼，贯穿了几乎整个历史。

对现在的刘琮来说，要改变的不仅仅是提前结束这个乱世。他试图从历史这条大河中，避开诸如“五胡乱华”之类的礁石。他并不妄想着跳出这条河流，他只是希望中华文明可以避免被阉割、被侵略被虚无的命运。

在这个时代生活的越久，刘琮就越能感受到这个时代的特质，那种只属于中华民族的高贵气息。

先汉时代是一个贵族的时代，夏商周秦以及各路诸侯们都是神话时代的后裔。所以他们身上总充满了浪漫与骄傲。虽然浪漫的宋襄公与骄傲的楚霸王都最终失败，并最终开启了庶民的时代，但这股子贵族的气息却被士大夫们完整的继承了下来。两千石高官如被下狱，往往宁死也不肯受辱于小吏之手；而如陈汤这样的微末之人，也能慨然以身赴天下任。

尽管不为皇权所喜备受打压，但这股气质毕竟还是顽强的撑到了现在。独汉以强亡，强的不仅是武力，也是这骨子里的高贵。

这个时代中，足以媲美先辈们的英雄有不少，当他们全都死去，血色浪漫中诞生出一朵名叫建安风骨的瑰丽花朵。

而这个时候，司马懿出现了。这是个乱世打造出来的斗争机器。尽管他在汉朝待的时间比诸葛亮还长，却和那个如烟花般绚烂也如烟花般逝去的时代做了彻底的切割，旧时代人视为生命的光荣与骄傲对他来说一文不值。

胜利就是一切，为了扼杀对手哪怕一丝一毫胜利的机会也可以不计代价。从头到尾都只有精致的算计与冰冷的抉择，严谨而无情。他送走了旧时代最后的捍卫者，从此亲手埋葬了旧时代的躯体；他又斩断了旧时代最后一丝影子，从此彻底将旧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