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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性有点过去了，约翰尼。”一个小时以后，波波夫说道，“我甚至连一点儿睡意也没有，可是醉得够呛，这是我一生中醉得最厉害的一次。”

到了晚上，为了进一步试验自己对硫喷妥钠的承受能力，波波夫主动要求医生把测试量加大到50毫克。这次几乎把波波夫搞垮了。朦胧中，他只知道约翰尼在询问问题，但不知道在问些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做了回答。他只觉得自己好像翻了一个跟斗就睡了过去。

第二天下午5点左右，波波夫被猛地摇醒。他睁开双眼，看见约翰尼站在自己身旁，眼前摆着十分丰盛的食物。

“现在是什么时候？我表现得怎么样？”

“现在是下午5点整。昨晚你表演得精彩极了，我正想推荐你参加好莱坞奥斯卡金像奖的角逐呢！据说奥斯卡本人是世界上表演失去知觉的最佳演员。我几次审问你，第一次是刚注射以后，另一次是你熟睡以后，任何力量都不能动摇你，一点情况都没从你的嘴里泄露出来。现在，你应该养精蓄锐，打起精神对付今晚的审讯。”

当天晚上，柏林来的审讯专家米勒少校对波波夫进行了冗长而有步骤的审查。他对波波夫的每一句话都要进行仔细的分析，但却从来不用威胁的口吻，表面上让人感到他在设法体谅你，帮助你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这是一种使受审者不感到拘束的技巧，显然他是想用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来宽慰对方。经过6小时的审讯，米勒才对波波夫温和地说道：“你看上去似乎非常疲倦。但是，很抱歉，我们还有不少情况想向你了解。刚好，我这次从柏林一个朋友那里弄了些上等吗啡，这种滋味真是赛过活神仙！咱们一人来点吧，也好把这讨厌的公事打发了。”

说着，便叫军医拿来了两支药水，并让医生先给自己注射，然后用期盼的目光注视着波波夫。波波夫明白这是德国人在耍魔术——那支给米勒注射的药水充其量只是蒸馏水而已，而要给自己注射的却是硫喷妥钠！但事情是明摆着的，自己必须注射！想到这儿，波波夫表现出十分高兴的样子接受了注射。不一会儿，他开始感到头晕目眩，两脚悬空。波波夫知道是药性上来了。这时，只听米勒又问起了有关“太上皇”行动和德国双重间谍网被英方侦破等方面的问题。幸好波波夫对此早有准备，他的回答毫无破绽。

长达9个小时的审讯结束后，米勒对波波夫说道：“希望你能答应我们去与古特曼（波波夫的报务员费里克的化名）取得联系，告诉他再搜集些具体的情况，我们急着要，等你回到英国再搜集恐怕为时太晚了。”

这席话表明德国人认为波波夫还是可以信任的，他们可能不久要起用他。果然没过几天，德国反间谍处修改了卡斯索夫要波波夫留在里斯本的计划，要他尽快回到伦敦去领导那里的间谍小组，并给他提供了一笔相当数目的活动资金。

从1940年到1946年6年时间里，波波夫经常往返于葡萄牙和伦敦之间，他把纳粹的秘密交给伦敦，再把编造的秘密交到德国人手里，然后再从德国人手里拿到大笔的现金供他自己从事情报工作和挥霍。他当时的职业是高风险，但享受的也是高报酬。比如1942年10月14日到10月21日仅7天的时间内，德国人一次性就给了他2。5万美元，再加上6000葡币，另外承诺事成之后，在11月10日到20日期间，再付给他7。5万葡币。

当然，波波夫并不招摇过市。因为对一个真正的间谍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不露痕迹，不动声色，不被注意，不被跟踪。波波夫运用各种各样的反间谍手段，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潇洒英俊的外表，强健的身体，聪明冷静的头脑，过人的技能以及风光体面的身份和挥金如土的奢华生活，即便拥有这一切，但他却依然要时刻面对生死的考验。但幸运的是，波波夫总是凭自己的机智和那么一点点运气化解开，活下来了。

1944年5月中旬的一个深夜，军情六处的人急匆匆地赶来对波波夫说：“达斯科，艺术家（约翰尼的化名）已被捕。听说是与金融走私有关。但德国人已经查到了他的通讯册。总部希望你趁敌人还未发觉，赶快回里斯本通知其他人员转移。”

听到这个消息，不啻五雷轰顶，波波夫禁不住一阵晕眩，潜伏在德占区的谍报人员很可能会被德国人逮捕起来，严刑拷打，直到用各种卑鄙的手段结束他们的生命。于是，波波夫星夜兼程地赶到里斯本，开始营救和组织逃亡工作。

然而事实证明，一切都为时太晚，几乎在“三驾马车”手下的欧洲谍报人员都没能逃脱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