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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可憐的法蘭西經濟而言，巴拿馬運河公司事件如同一顆重磅炸彈在屋子裡炸開，除了在炸彈旁邊被炸的屍骨無存的可憐蟲，屋裡餘下的所有人的腦子也都被震的嗡嗡作響。報紙上連篇累牘地談起十七世紀荷蘭人的鬱金香狂熱，英國的南海公司泡沫，以及上個世紀初法蘭西的密西西比醜聞，將這場總的崩潰與歷史上的這些類似事件相提並論，實際情況也的確如此——整個經濟的基礎開裂了，伊倫伯格銀行的崩潰引發了連鎖反應，三天之內，全法蘭西有十六家銀行宣告破產，這就像是一座房屋起了火，而呼嘯的狂風又把火勢擴散到鄰近的建築，於是在短短的一段時間內，整個街區就都被烈火吞噬了。

於是，在運河公司崩潰的幾天以內，全國民眾就已經陷於驚駭之中，為了保住自己的畢生積蓄，他們在銀行的門口排起了取款的長隊，以至於政府不得不對每天取款的上限進行限制——每個帳戶不得超過一千法郎。當然，與大多數的規章制度一樣，這樣的限制僅僅作用於普通人，那些有權有勢的人物甚至都不用自己出面，就能從銀行的金庫里提出數以百萬計的現金，再把它們存到英國或是瑞士的銀行里去，這類的消息更加劇了普通儲戶的不滿，在克萊蒙費朗，憤怒的儲戶們甚至縱火燒毀了當地的一家銀行。

在這陣破產的狂潮里，損失最為慘重的當然還是那些無名無姓的中小投資者。每天都有無數傾家蕩產的人流著眼淚悄悄寫下給家人的遺書，然後在天沒亮前偷偷從家裡溜出去，在城外森林的荒僻之處顫抖著把手槍對準自己的太陽穴，或是用腰帶將自己的脖子吊在樹杈上。類似的事情實在是太多，它們當中的大多數都不會引起報紙的興趣，這樣的悲劇是無聲的。

無數人加入了破產者的行列：那些靠年金和退休金生活的老人；將自己的畢生積蓄用來購買股票的外地投資者；每月的生活費都要精打細算的的農民；一輩子沒有嫁人的貧困老姑娘。這些人被狂熱的投機風潮吸引，進入了一個他們並不了解的市場，僅僅幾天前，他們的財產數字還在不斷增長著，可幾天以後，一切都像是清晨的露水一樣，在他們還沒有反應過來以前就蒸發了，消失了！他們茫然不知所措，陷於恐慌當中，就連最偏遠的鄉村也不能免於衝擊。這簡直是一場比中世紀的黑死病更可怕的災禍，無數的家庭被交易所的崩盤軋斷了腰，不知什麼時候才有復興的希望。

阿爾方斯用黃金堆起來的巴別塔垮塌了，他曾經親手用金幣建立起這座高塔，可也是同一隻手將它一把就推倒，讓崩潰的殘骸將無數的犧牲者壓成肉泥。杜·瓦利埃先生這類賭徒的投機所得，老實商人經營十幾年所積攢的進項；退休的文員一筆一筆省下來的積蓄；外省的農民省吃儉用準備用來養老的零碎票子——這一切都落入了阿爾方斯欲望的深淵當中，而這深淵卻是永遠也填不滿的！

然而諷刺的是，報紙上卻並沒有太多對銀行家們的指責之聲：絕大多數的報紙都被這些金融巨頭和大資本家所掌控，而這些人都從阿爾方斯的勝利當中沾了光。他們若是放任自己的報紙指責阿爾方斯·伊倫伯格，也就等於是把民眾的怒火引向他們身邊，難免會引火燒身。因此主流媒體的口徑也出奇的一致，所有的抨擊都僅限於巴拿馬運河公司，而「罪魁禍首」則是這條運河的提倡者和設計師費迪南·德·雷塞布，這只不過是隔靴搔癢罷了，憤怒的法國民眾需要找到一個更為顯眼的目標來發泄自己的怒火。

因此在最初幾天過去以後，輿論所指責的對象就變成了政府和議會——根據所披露的運河公司文件顯示，議會當中收過巴拿馬運河公司「特別津貼」的議員至少有一百零四位，這其中許多都是曾經擔任過內閣部長的重量級人物，就連成日裡以正義之聲自居的克列蒙梭也不能免俗，同樣收受了來自運河公司的政治獻金。在如此情況下，還有誰可以信任？毫無疑問，巴拿馬運河公司能夠用欺詐的手段搜刮如此巨量的財富，自然也是依靠著這些沆瀣一氣的官員們的保駕護航，這些議員和部長們平日裡自詡為人民的代表，卻為了幾根骨頭充當金融家的走狗！第三共和國的政府究竟是為誰服務的政府？既然在共和國引以為傲的民主政體當中，政府的官員都是由人民選舉出來的，那麼為什麼竟選出了這樣混蛋的政府呢？

於是，正如1789年，1830年，1848年和1870年所發生的那樣，革命的陰雲已經在天邊聚集起來，在巴黎這個政治活火山的下方，傳來了不祥的隆隆迴響。在拉丁區，大學生們在自己公寓的陽台上掛上了巴黎公社的紅旗，而路人都為他們的舉動高聲喝彩。警察總監進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