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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掉阉党之后，崇祯帝亲自选拔了一批大臣，还下诏甄别被魏忠贤杀害或削夺职权的官员，该平反的平反，该起用的起用，一时之间朝廷风气耳目一新，京畿内外民心大快。

崇祯帝即位后，自奉特别节俭。他亲自带头穿浆洗过的旧衣，将许多金银制品都拿到银作局化掉充饷。由于国家财政困难，他多次减少皇帝开支，遣散宫中大批宫女。崇祯帝没有特殊嗜好，吃穿住用一概不讲究，声色犬马统统不沾身。

崇祯帝的勤政超过了任何帝王，工作起来不分昼夜。平时白天在文华殿批阅奏章，接见群臣，晚上在乾清宫看奏章，军情紧急时他连续几个昼夜不休息。同时，一道道诏谕传遍天下，罢除了为皇室服务的一切不急之役，与民休息；撤回了天下镇守太监，严禁宦官干政，严禁官员结交太监；向边镇发去银两，安定军心；戒谕官僚结党，建立完备的监察制度。这一道道诏令在帝国臣民心中唤起了希望。

在用人方面，崇祯帝虽然没有做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但颇具慧眼，他提拔任用的袁崇焕、洪承畴、吴三桂、郑成功、史可法等都是兼具文采武略，足以独当一面的杰出人物。

崇祯帝是个有远大抱负的皇帝，如果不是生在明朝末年，如果从他哥哥明熹宗手中接过的不是一个烂摊子，他可能会做出一番令人称颂的业绩来，但此时的明朝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治了，他的所作所为也就自然透出一种强烈的悲剧意味。

昏君行径

崇祯帝以一己之力除掉魏忠贤一事，显然让他对于自己的政治才能产生了过高的估计。他在此后十余年的统治中，事事独断，事事亲为，过度迷信自己的能力，这样，他的自信，慢慢地变成了自负，变成了刚愎自用，并进而一意孤行，一旦败之，就文过饰非，拉过大臣当替罪羊，侥幸成之，则愈发自负，越陷越深。

陈新甲一案就充分体现了崇祯帝的虚伪、昏庸和冷酷无情。

松锦失守之后，崇祯便想和清军议和，以便专心对付起义军。兵部尚书陈新甲暗中与皇帝筹划讲和。一日，崇祯派亲信又送一道亲笔诏书给陈新甲，催他尽快设法议和。陈新甲不在家，那人便将密诏留在了书案上，陈家的书童误以为是普通的《塘报》（各省驻京人员所抄录的一般性上谕与奏章），就拿出去交给各部门传抄。这样一来，皇帝暗中主持和议的事就公开了出来，群臣哗然，立刻上奏章反对。崇祯帝无法抵赖，恼怒之余下旨：陈新甲着即斩决。理由是流寇破城，害死皇帝的亲藩（李自成破开封，烹杀福王），兵部尚书应负全责。

被崇祯帝冤杀的大臣绝不止陈新甲一人，而且往往是干正事的被杀，不干正事的下场还好一点。一代名将袁崇焕是明朝后期最有能力、最忠君爱国的大臣，而他的结局也是最凄惨的。冤杀袁崇焕是崇祯帝犯下的最严重、最不可饶恕的错误。

当初，崇祯帝是非常信任袁崇焕的，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将整个对金（即后金，清朝前身）防务都交给了他。袁崇焕也没有辜负皇帝的期望，打了很多漂亮仗，致使明朝的劲敌努尔哈赤在宁锦兵败后连伤带病郁郁而死。

公元1629年十月，皇太极率领几十万后金军绕道直扑明朝都城北京。镇守辽西的袁崇焕得到情报，立即率领明军赶到北京，与敌展开激战。此时，魏忠贤的余党散布谣言，说后金兵绕道进京完全是袁崇焕引进来的。皇太极也利用在北京城下俘虏的两个太监陷害袁崇焕，他在军营中广泛散布与袁督师有约在先的谣言，并故意让那两个太监听到，然后放了他们。这两个太监回到宫中便把听到的秘密消息报告给了崇祯帝，昏庸的崇祯帝竟然深信不疑，立即下令逮捕了袁崇焕。两个月后，后金军队撤走，崇祯帝下令将袁崇焕凌迟处死，从而自毁长城，导致明朝败局一发而不可收。

暴君手段

崇祯帝1627年即位，次年改元崇祯。就在崇祯元年，陕西北部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一时间波诡云谲，风起浪涌，大明王朝疲于应付，回天乏力，除了内患，还有万历以来长期存在的外忧：后金汗国的不断侵扰。

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军事领导特别是兵部尚书的职位就凸显出来，变得异常重要，同时也尤其难当，而崇祯帝喜怒无常，动则委过与人的性格更使将领尚书们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崇祯帝暴君的一面在此也显露无遗。据说崇祯朝任兵部尚书或挂兵部尚书衔的先后近二十人中，除卢象升殉国，洪承畴降清外，竟全部先后死于崇祯的旨意。其中虽有几个该死之人，但往往是功劳越大，死得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