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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孝勇在台湾时就经常与担任“总统府”机要室主任兼秘书室主任的王家骅谈到日记问题，因为王家骅曾亲手处理过蒋介石及蒋经国日记、书信及文稿，所以王家骅对蒋孝勇的一些话记得很清楚：“有天晚上孝勇从经国先生卧房出来，到我的办公室跟我说：‘今天爸爸跟我谈到阿伢和他的日记，很关心处理情形如何。爸爸说，阿伢的日记非常重要，这里面关系到历史，什么时候能够发表不知道。孝勇，你要好好地保存。’”

蒋介石从年轻时就有记日记的习惯，一直到1972年左右卧病才终止。蒋经国也是一直记到1981年，那时他公务繁忙又因为眼睛出了问题才不得不停止。两蒋的日记都是用毛笔所写，再请专人重新誊写了一遍。

整理蒋家两位先人的日记，对蒋孝勇来说是一项艰巨而神圣的任务，他要把祖父、父亲生前亲笔记下的文字一点一滴整理出来。他相信如果哪一天将其公之于众，中国近现代历史无疑要改写。

蒋孝勇想若他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后，这些日记要交由方智怡保管。合适的时候将会把日记暂存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供蒋家以及蒋家指派的研究人员入所研究及整理资料。

蒋孝勇依然保持着在军校时养成的生活规律，晚上10点钟就寝，早晨6点半起床。上午就一直留在书房，整理这些日记资料，或读书思考，或埋头笔记。思接百年，心鹜八极。

虽然身居远离故土的加拿大，但蒋孝勇却毫不懈怠，他每天坚持浏览华文报刊，仔细地剪报、摘记重点、写感想。《我内心的千字文》就是在蒙特利尔写出来的。方智怡则一边相夫教子，协助丈夫整理文件，一边电话遥控台北“怡兴幼儿园”的业务。

日子如水般不舍昼夜地流逝，一家人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生活一转眼满3年了。蒋孝勇干脆带着友柏他们一起入加拿大籍，全家成了加拿大公民。

这几年时间里最让一家人兴奋的事情，莫过于蒋友青的出生。那是1990年冬天，母亲即将临产而住院，父亲每天要照顾医院里的妈妈，又要接送友柏两兄弟上学。这段日子友柏长大了很多，已经懂得替父母分担家务。

1990年，蒋家又一个新成员来到人世。当时妈妈方智怡多么希望是一个女儿，可又是一个儿子。她嫁到蒋家一口气竟然生了3个儿子，方智怡在小儿子出生那刻，居然在产房里委屈地哭了起来。

虎头虎脑的小弟弟出生，给蒋友柏和爸爸带来了意外的惊喜。当年曾祖父在世时，早就把蒋家第四代的男子名字命名，这下名字就不用大家操心了。“松柏常青”4个字，蒋友柏一家子一下子占去了3个，这让他们一家人很有成就感。

在蒋孝勇夫妇眼里，仿佛看到了这个日渐衰微的蒋家，又升起了新的希望。在友柏和友常两兄弟看来，无疑多了一个小开心果，这样每次放学后，可以逗弟弟玩了。

蒋家人是难做的

1991年7月31日，二叔蒋孝武因为心脏病突然离世，年仅46岁的他毫无征兆地走了。当噩耗传来时，带给蒋友柏一家无限的震撼和伤感。

蒋友柏知道父亲和二叔的感情最为复杂，他们兄弟俩相差两岁，童年时代就如一对小冤家一样在一起打闹终日；后来爷爷去世时因为没有遗嘱，所以二叔还和父亲有过争执。

毕竟血浓于水，他们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亲兄弟。让蒋孝勇“最愉快，也是最安慰的是，在二哥过世前，获得兄长的谅解，然后关系变得很好，成为相当亲密的兄弟感情”。

蒋友柏对二叔倒是印象渐远渐疏，因为他在1985年就去新加坡任职，中间只是偶尔回来，记得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爷爷的葬礼上，当时他哭得最为伤心，可能因为这些年他过得颇为不顺。

蒋孝武1945年出生于老家奉化。他从小就心眼很多，蒋介石曾对身边人说：“这个孝武啊！眼睛动不动就眨呀眨的，可见他主意多，是个计谋多端的鬼灵精。”

蒋介石的确没看走眼，蒋孝武从台湾大学政治系毕业后曾赴德国留学，后返台进入国民党党务部门实习。从主持台湾“中央广播电台”工作开始，逐步涉足国民党的情报系统。他原来在政坛上一路顺风顺水，被很多人所看好，就因为“江南命案”不仅让他毁了前程，而且成了臭名昭著的反面人物。

连小小年纪的蒋友柏对“江南命案”都是耳熟能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