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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政府是好的，人民便把他当做诸葛亮，把国家的全权都交到他们；如果政府是不好的，人民便可以实行皇帝的职权，罢免他们，收回国家的大权。

——孙中山《三*义》

针对有人说中国发展不够、人民民智低下，不能行*政治。孙中山先生说，“袁世凯之流，必以中国人民知识程度如此，必不能共和，曲学之士亦曰，非专制不可，呜呼！牛也尚能教之耕，马也尚能教之乘，而况人乎！”（孙中山：《建国方略》）

在他看来，在中国实现*政治并不那么遥远和困难：“我们先知先觉的人，便应该先来造好这种机器，做一个很便利的放水掣，做一个很安全的节电钮，只要普通人一转手之劳，就可以用它。”（《三*义》）

孙中山显然过早地乐观了。这些乌托邦似的美好愿望，至少在他有生之年是无法兑现的。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他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几千年传承的政治结构对于器物更新、制度创新支配的顽强和有力。自秦汉以来就实行专制*制度非常牢固，它建立在根深蒂固的观念基础上，有长期积累的历史传统和难以逾越的民间权威。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礼”是天地人间的权威，只强调个人对统治者的责任和义务，而几近于无地提到权利。在缺乏*意识的政治文化土壤中，近代的政治家即便具有较高的*素质，他们面对犹如“一盘散沙”般仍带有浓厚小农意识的广大民众却只能显得“曲高和寡”，缺乏起码的民众认同与社会响应。

两位“国父”的命运：孙中山和华盛顿（9）

§华盛顿为何拒绝当国王

鲁迅先生对中国社会可谓洞若观火。在他笔下，*共和观念没有触及到地主赵七爷身上，他将长辫盘于头顶，期待着皇帝再坐龙廷。革命的观念甚至也没有深入贫苦群众的心中，例如阿Q、闰土、华老栓等，以致于阿Q认为革命不过和历朝历代一样，就是打打杀杀，分钱抢女人而已。正如陈独秀所言，“我们中国多数国民口里虽然是不反对共和，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欧美社会国家的文明制度，连影儿也没有。所以口一张，手一伸，不知不觉都带出君主专制臭味”。连作为“社会良心”的读书人，到了民国也惟恐天下不乱，因为小朝廷越多，他们东投西靠作官的机会也越多——就像战国时代的苏秦张仪之流可以凭三寸不烂之舌游走于六国之间。知识阶级不但不能制止军阀作乱，反而为虎作伥，助纣为虐，这个社会变革的希望可想而知。

在此种情势下，期冀通过一夜之间的革命来彻底改变中国的社会，无异于天方夜谭。孙中山革命的结果，虽然颠覆了几千年的专制帝制，出台了一些革故鼎新、移风易俗的举措，但从中央到地方的整个社会，却仍旧笼罩掌控专制主义的大网之下。革命党人依然在犯同样的错误，他们背离了中国的现实生活，不管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均没有对广大群众进行过刻意的宣传、发动和组织。在人口众多的泱泱中国，忽视民众的力量去发动革命，无异于涸辙之鲋，如何能够得到广泛支持？由此，我们不难窥见时代条件、文化传统与民众素质对思想家所起到的难以逾越的制约作用。这些困境，凝聚着近代中国错综复杂的时代矛盾和文化冲突，也折射出了近代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艰难历程。

而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华盛顿在关键时刻表现出的高风亮节，使得自由*的思想成为美国不可抗拒的潮流。那个时代正是全世界盛行君主制的时代，世界是国王、酋长和暴君们的天下。全世界从没有过在一个大国建立共和政府的创举。连孟德斯鸠也认为共和政体只适合小国，大国则宜于由专制君主治理，而在欧洲则普遍认为，由人民自己治理国家，最终只会导致无政府主义和天下大乱。在法国有国王，在俄国有沙皇，在英国有君主，在土耳其有苏丹。因此，随着独立战争的胜利，有人担心华盛顿很快就会成为美国的恺撒。约克镇大捷后，一些有影响的人物也公开倡导起君主制来了。鉴于华盛顿无人可与之匹敌的威望和声誉，1782年5月，以大陆军上校尼古拉为首的一批军官秘密集合，积极筹划拥戴华盛顿为国王。在那一刻，美国是否成为共和国，华盛顿稍一犹豫，历史有可能就是两样。而华盛顿的抉择是立即痛斥上书的尼古拉上校：

如果我还有一点自知之明的话，可以说你不可能找到一位比我更讨厌你的计划的人了。……因此，我恳求你，从你头脑里清除这些思想，并且决不要让你自己或者任何别的人传播类似性质的思想，如果你重视你的国家，关心你自己或子孙后代，或者尊重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