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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感到苦恼。如其在1939年8月制定的《江南作战指导大纲》栏外有如下记述：“秘密：……（二）最近敌军逃跑很快，因此对战术和准备的保密有很大的重要性；（三）一般敌情乃所谓从对峙状态到发起攻势，须在最短时间内一举突破敌第一线，进入预定目标。此点第一线各兵团在编制、装备、战术上都须特别注意……”日军指挥机关虽绞尽脑汁，但终无法克服其自身的上述弱点。当然，就某次具体的战斗而言，日军也有集中相对优势兵力的时候，但从全局来看，日军大多数作战都是以少击众。

反思（3）

对于日军战术上的这种弱点，第9战区指挥机关似乎有所认识，并加以利用，但只是从消极方面利用——逃跑。而若能从积极方面利用，拈手便可抓到战机。如第一次长沙会战时，日军上村支队4个大队孤军深入，当其于9月23日在营田登陆时，日军主力还在新墙河一线。直到27日，上村支队才与其主力取得联系。在这4天时间里，第9战区的指挥机关如能集中兵力围攻该支队，完全有机会解除第15集团军左翼的威胁。而事实上是，第9战区一接到营田失守的消息后，马上令第15集团军后撤。这样的例子在长沙会战中举不胜举。这也是由保存实力这一战略指导思想所决定的。

四、关于双方的战斗力

在战斗力方面，不需多说，日军显然要优于国民党军队。对此，日军也很自负。如其在第一次长沙会战后的总结中曾这样写道：“第11军以少数兵力果敢地进行作战，收到了很大战果。按兵力来说，可能被认为是冒险作战，但是当时第11军的作战课是根据中国军队以1个大队，可以和敌军1个师对抗的程度和战斗力量来判断的。当然和中国军队相比，我方有比较优势的航空兵力相助，炮兵力量一般也占优势。”在随后进行的两次长沙会战中，日军在考虑作战所需投入的兵力数量时虽不再以1个大队来对抗国民党军1个师来计算，但顶多也只用2个大队来对抗国民党军队1个师来计算，由此也可看出日军的自负程度。

后来，日军对其与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做过这样的比较分析：国民党军2个师的兵力进攻日军1个大队时，日军仍能确保各阵地的据点，但“无充分转向攻势的余力”；国民党军1个师进攻日军1个大队时，日军“则能抽调转用兵力，随时粉碎敌的攻势”；当日军1个大队据守阵地时，只要各个据点阵地未被国民党军炮兵等破坏，“虽受到绝对优势兵力的攻击，也可确保相当时间”。虽然这种比较未必完全准确，但大体上反映出了长沙会战中双方战斗力的差距。例如，日军在退却过程中，其小股部队虽常遭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围攻，但其多数最后仍能在空军或增援部队的救助下逃脱，从而使得国民党军队通常二三个师或更多的兵力也无法将1个大队甚至更小股的日军全部歼灭。

日军战斗力强，除了其自身的装备优于国民党军队外，其战斗素质总体上也高于国民党军队。这与其平时的教育、训练密不可分。特别是日本所谓的不成功即成仁的“武士道”精神，在当时的作战中对维系其战斗力仍起着重要作用，即使全部战死或宁愿自杀也绝不投降，这样的场面在长沙会战中也多有体现。

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不如日军，有多方面的因素。军事技术、武器装备、兵员素质、教育训练等各方面都比较落后。尽管第9战区当时有不少中央嫡系部队，甚至有几支国民党的“王牌”军，如第4军、第10军、第74军等，但其战斗力也不能说就完全胜过对方，何况这样的“王牌”军毕竟数量有限。至于其他部队，不是兵额不足，就是装备太落后，有的甚至连最基本的装备都没有，仍以大刀、长矛等原始兵器与日军作战；多数官兵不具备现代战争的常识，在作战中不知道如何疏散、怎样利用地形地物以减少伤亡，不讲求伪装，不知道也不会打敌飞机；射击过早且盲目射击，不爱惜武器，随便丢弃装备；更有些中下级指挥官打起仗来连自己手里有多少兵都不知道，勇敢一点的不管怎样还知道指挥部队“给我顶住”或“给我冲”，贪生怕死之辈则一见日军撒腿就跑，有的甚至在大战来临之前即以各种理由离开部队，连战场都不敢上。

当然，事物总是辩证的，看待事物要一分为二。我们不能因为说日军战斗力强，就处处都强，日军也有一些“软肋”，甚至是其无法克服的弊病，如一些官兵的厌战情绪增长，士气普遍不高等；对于国民党军队来说，也不能因为其存在着上述不良现象就完全否定了其战斗力。若是国民党军毫无战斗力，只怕日军也不会在作战中有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