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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我才知道什么叫“卫浴”———卫生间和浴室叫“卫浴”；同样，灵魂与肉体叫“灵肉”。谁不会缩写呀？别老蒙我没文化！

在这个“以二为酷”的时代，我要做一个“酷二”，所以我从名誉、艳遇、卫浴想到了抑郁。当抑郁遭遇卫浴，三毛用卡文·克莱文的黑色丝袜把撒哈拉沙漠变成了丝绸之路。当同样抑郁的陈宝莲染红“祭梵西五月樱唇”自高楼坠下，她刚刚在卫浴中完成了“皇家悠韵淡奶浴”，也刚刚让她的贴身女侍做完“菩西提精油推拿”。

生命从声名鹊起时开始，在郁郁葱葱的抑郁中结束，人类在欣欣向荣中迎接无边落木。别跟我说无边落木萧萧下，不用马鸣风萧萧，我就是你铁定的下家。我都是你下家了，何惧萧萧下！

蒋方舟　无忌

蒋方舟。女，1989年10月出生。七岁开始写作，九岁写成散文集《打开天窗》，十一岁写成长篇小说《正在发育》，十二岁写成长篇小说《青春前期》。同年在《南方都市报》等媒体开设专栏。

蒋方舟的文章显出两方面的可爱：一是透过文字显出她个性的可爱——个性活泼——然而她的另一可爱更为重要——因为年幼，她在语言上少了很多顾忌，就像人在童年时期完美的说真话状态，但是人成年之后这种状态便销声匿迹。很多人正是因为方舟的这种意识，觉出其文字可爱与可贵。

人不能接受采访

我第一次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那叫一个兴奋，头脑发热，印堂发红，两眼发光，一看就知道跟所犯的事儿跟酒后驾车类似。记者问我：“你的第二本书准备写多少万字？”刚刚能够从一数到一百的我说：“一亿亿万字。”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我一直在和一个椅子玩——尝试用不同的姿势和方法扑在上面。其实我平时像个大闺女一样文静，可是接受采访，就退化成了一只活泼的猴子，由此可见：人一见到记者刷刷地往本子上记录，一想到自己的尊容将要通过黑洞洞的镜头，钻进千家万户的电视机，被无数双忽闪的大眼睛瞧着，他的血就往脑子上冲，不知道自己是谁，北在哪儿，就满嘴跑舌头，出豪言，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尤其是在看别人接受采访的时候，我无比坚信一个事实：人是由猴子进化而来的，给个竿就顺着往上爬，后果就是让人看到了逊而又逊的尾巴。

名人吧，也免不了这个俗。这我可看多了。比如“我是演员里面最有文化的人。”“别人一老就歇菜了，我可以演到一百岁。”“我导演的片子不跟中国的比，要到世界上去叫劲。”“我的东西吧，现在的人看不懂，三百年后才有价值。”“我觉得吧，诺贝尔文学奖不给我，那是他们没眼光。”

小孩也不例外。那些和我同行的，所谓的“少年作家”非常之不争气，接受采访时摆出一副政治家的模样，说话阴阳怪调，用我们老师的话说叫做“极有感情”。只见他皱着眉头，像是从1937年起就没笑过，装出一副少年老成的样子，只有抨击学校制度的时候，才有了点儿激烈而愤怒的情绪：“教室像牢房一样”，“作业留得比喜马拉雅山还高”。被人叫一声“天才”就晕了，陷入半疯狂状态：

“老师想让我们成为全才，老师自己应当先成为全才，比如他教完语文就教数学，我们就不会脑子换不过来了……”年轻人嘛，说话没有逻辑是可以原谅的，所以我只打算轻轻地，温柔地教育他一下：数字和汉字就是不一样。你的脑子不能换过来，老师的脑子就能换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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恍若隔世

我十四岁，电视就是我的生命。我对电视的感情可以用任何一首带着哭腔的苦情歌的歌词来形容，比如“没有你我无法继续”“别离开我求求你”之类的。

有一天我们家电视坏了，黑成一片，没有声音，我爸找了好几拨维修人员来修，把我们家桌子都修坏了，电视还没有修好，摊成了一堆零件。每天吃饭的时候，因为桌子被坏电视占领，我们只好端着碗，蹲在水泥地上吃，听见楼下新闻联播开始时激昂振奋的音乐，而我们家则是一片寂静的咀嚼声，很贫穷凄惨的样子，都可以上《黑镜头》了。

没有电视了以后，忽然多出了很多时间用来吵架，我们家的三个人天天斜着眼睛，互相猜疑是谁搞坏了电视，是谁赚得钱少，买不起新电视。是谁无能，修不了旧电视。我亲爱的父母一致认为是我搞的，因为我是我们家跟电视玩得最好的一个。冤屈之下，我激愤难当，想写一篇关于“电视和家庭和睦关系”的论文，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