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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电影编剧的出色之处，在于把希特勒政治煽动的内涵，写得非常真实。典型的希特勒政治语言，台词几乎是当年几次演讲的实写，却与他的“个人感情生活”联系很紧。例如希特勒大谈“德国需要铁的纪律”，我们知道他是说盖莉必须遵守他的纪律；例如他激动地说“德意志，我在祭坛上献出我的血”，我们知道他想到的是盖莉血污的尸体，他献上的不是他的血，是其他人的血。在这个头脑中，民族的与个人的，政治的与男女的，是混成一片的。

这样的“人性化”影片，处理非常出色。我推荐中国影片进口公司买下放映权。

历史学家往往指责艺术家：我们多少年前早就讨论过的问题，你们今天才碰。电视剧《走向共和》引发争论时，近代史界就有这个牢骚。岂不知，学术诉诸理性，艺术诉诸感情。很多艺术描写，不是一个“事实真实”就能解决。希特勒是不是应该写成一个人，在艺术中，就绝对不是写历史那么简单。

一个现成的例子：就在BBC放《阿道尔夫舅舅》的那个晚上，哈里王子去参加一个化妆生日派对。这个有名的惹祸包，竟然穿了一套德军服装，佩戴纳粹党袖章。第二天英国报纸刊登出大幅照片，舆论大哗。他正报名军校，舆论要求军校拒收。这个王子已经20，竟然如此不知起倒，对历史的敏感，与中国影星类似。

连王子的历史觉悟都如此，我们对“人性化”地描写纳粹，不免有点担忧。今年庆祝反法西斯胜利60周年，且看作家艺术家如何对付这个难题。

文学这游戏不公平

“现代文学”这个概念，出现才不到一百年，中国人对文学的态度就来了个满拧。

一九零二年，梁启超登高一呼：“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

梁启超眼光的确不凡。二十世纪的中国，果真不断在“革新”文学，借此革新一切。五四以后，无论左右，很少敬重梁启超，却都认“新”文学为新中国第一步。此后几乎整整一个世纪，事事都有文学带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首先扫荡文学，以至于八十年代初治愈“伤痕”也得靠文学。文学如此重要，难怪一直到八十年代初，文学家自视甚高。

现在弄文学的人，对这一百年文学，理所当然地瞧不起。内容不害臊地宣传不必说了，就说艺术性，或者说技巧，现在任何一个写诗的人，都可能比那时的著名大诗人写得好。这很容易证明——随便拿两本诗刊比一下就行。小说也一样。

“不公平”的是，八十年代初之前的文人，自认为民代言，他们的作品果真全民族都读，而且真是全民族的文化英雄——比今日歌星影星更为威风，他们有道义的优越感。

另一个“不公平”，也就好解释了：文学既然参与政治游戏，文学家有时被当作政敌：贬谪流放，判刑坐牢。政治本来就是成王败寇，天无二日地无二君，得意者少败亡者多。作家诗人，写得既不高明，却是名满全国万众景仰，万一卷入政治的绞肉机，不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如此，第三个“不公平”，也就好解释了：当今的作家诗人批评家，比前辈高明得多，名声却与其他职业者相仿，极难传到文学小圈子之外。收入也不佳，靠其他工作“养”写作。但是不用抱怨。没人读你写的诗，但是你绝无生命之虞，除非自杀。有几年，中国诗人自杀比例渐渐高起来，恐怕也是文学地位正常化的标记。

文学家地位不高，想做文学家的人却太多：写小说是无本生意，只要有空闲，文学创作空前繁荣。这本是好事，偏偏读者并没有因为休闲而增加。于是创作找不到读者，文学刊物无利可图改成时尚刊物。2004年中文长篇小说出版竟达1000部，绝大部分印不到几千册。2004年据说出版诗集1000部，几乎全部是诗人自己“赞助”，所谓“虚荣出版”：作者买了送人。

当然，想当歌星，球星，明星的人更多。一百个球星，是拿一百万没有踢出名堂的足球少年垫底。问题是娱乐明星得大名赚大钱，连失败者赌了一百万都觉得值。文学家无名无钱，挤上去也是一条小道，被挤下去的大多数，就觉得不值。

于是“愤怒出诗人”，写出的文字越发多。这是第四个不公平。

鸡汤谁先喝？

杰克。坎菲尔（JackCanfield）先生，60年代在哈佛上大学，学的是当时嬉皮士们最喜欢的课程之一：中国历史。嬉皮士唾弃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