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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自发组织起来的社团，也未写过一张大字报，更未在任何座谈会上发言，广播室还受到一些人的批评：“校刊广播依然在，旧貌犹未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教条主义永自流。”在同学们看来，我属于“当然的左派”。

校团委书记黄桂芳是参加共青团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从北京回校后，立即在大礼堂向全体团员传达大会精神。那天，她笑逐颜开，先说自己荣幸地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还围着毛主席亲切谈心，一起照了像，那张照片被许多报刊登载。接着，介绍了团中央机关和首都大专院校的鸣放情况：《中国青年报》社有人贴出大字报，说全国团代会未能发扬*，与整风精神相距十万八千里；北大、清华、人大的*空气十分活跃，大字报一夜贴满墙，新的“五四”运动到来了，有些大学生振臂高呼，即兴演讲，听者云集，争辩热烈；北大物理系学生谭天荣，自称黑格尔一恩格斯学派，连续发表系列文章，对教条主义产生的根源进行了思考；人*律系林希翎，一位二十几岁的女学生，敢于独立思考。对国际、国内、经济、政治、法律、文学等许多重大问题发表了独到见解，先后到几所大学演讲，雄辩滔滔，一讲就是几小时，敢于批评斯大林，与毛主席商榷，说我国镇反时杀人太多，胡风不是反革命，肃反也过头了，赞同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方向，甚至说真正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国家不是苏联，也不是中国，而是南斯拉夫。有人轰她下台，也有人给她递条子，说：“你如因此坐监，我们给你送饭……”

黄桂芳的传达对校园里的鸣放推波助澜，新出现的群众社团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图书馆前贴满了大字报，有人说“胡风不是反革命”，有人说“流沙河的《草木篇》是香花不是毒草”，有人对川大的肃反搞得过左提出批评，对川大老教授不受尊重提出异议，还有人建议邀请林希翎、流沙河来川大演讲，经济系调干生李盛照对斯大林进行了尖锐的抨击。一个傍晚，校党委书记丁耿林约见广播室负责人徐云（室长）、黄铁军（编辑组长）和我，表示：“今后对大学生鸣放的内容不予限制，说什么都可以，骂娘的也行。”我们自以为得了尚方宝剑，跃跃欲试。徐云写了《我们的遭遇》，我写了一篇《南斯拉夫问题我见》的讲演提纲。提纲要点是：“南斯拉夫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是一个*主义的政党，铁托是一位久经考验的民族英雄和领袖，他们在困难条件下对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自治和社会*化方面积累了经验，促进了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独树一帜，值得我们学习借鉴。”殊不知，这篇不足千字的提纲闯下大祸，为我此后二十多年的劫难埋下伏笔。

在苏联十月革命前夕，举世欢呼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校园内贴出了批判我的大字报，声讨的长联贴在图书馆门口，足有三层楼高。

我被揪出来示众的时刻已是反右派斗争的尾声，或称“补课”，当时川大被揪出的右派早已超过5％的指标，以中文系一年级l02名学生而言，右派已达到12名，占12％，基层党组织仍在深揭猛批，似乎被批斗的阶级敌人越多成绩越辉煌，到年末连德高望重的副校长谢文炳和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倪受禧也被划成右派，令师生们惊悸不已。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尽管问心无愧，我却深深感到了处境的艰难。班上绝大多数同学对我不理不睬，像是带着病菌的瘟神或幽灵，人们避之不及。走到哪里，哪里的说笑声便嘎然而止，我被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下课后，图书馆是唯一的去处。那段时间学校常开大会，大礼堂的麦克风传来嗡嗡声，图书馆的大厅里总有一百多人稀稀落落地坐在那里，面色凝重，或埋头读书，或浏览报刊，或默默沉思，或写些什么，抬头互望，十之*是各系级被揪出来的右派学生。半年前热情响应党的号召，曾是刚成立的社团或墙报负责人，英姿飒爽，挑灯夜战，奔走呼号，访问师长，写出颇有创见的大字报，或在系级座谈会慷慨陈词，语惊四座，如今，美好动机被歪曲，勇敢精神被亵渎，崇高形象被丑化，被打得七零八落，大概心情都很复杂。（那是个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年代，高尚者不得不低下头颅，投机钻营、顺风转舵的小人则大行其道。）我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彷徨、困惑、屈辱、无奈、悲愤、绝望，却无人可与倾诉与宣泄，全国被划为右派的几十万知识分子大既都是如此。

2心灵的拷问

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心灵如在熊熊的火焰上炙烤，我不断地拷问自己，我是否真的错了呢？

这需要进一步占有材料，深入研究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