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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德龙告诉我：赖老板家成分不好，所以*期间受压迫很惨，他就与人结伙偷渡去了香港。但去香港的人未必都能发财，事实上，当初他们大队（现在是村）一起去香港的有十几个人，最后混出头的只有赖老板一个人，还有一个李生，现在跟着赖老板做，混得也可以。我问哪个李生，赖德龙说就是前两天与老板一起来得那个李先生。我问李先生为什么叫李生，赖德龙笑，他说香港人就这么叫，李先生就称李生，王先生就称王生。我一想，还真是这么回事，香港人说话能省就省，比如“早晨好”，香港人就只说“早晨”两个字，反正大家都知道是那个意思就行了。其实内地也是，王大明不喊王大明，而是简称老王或小王，但如果你是两个字，比如你叫王明，则别人就喊王明，而不称老王或小王了，因为反正都是两个字，没的可省，不如直呼其名算了。

陈秉章曾对我说过，副经理对赖老板很有些意见，我想不通，现在将赖德龙对我说的与之一联系，似乎有点通了。

副经理和赖老板不仅是一个村的，而且两人是穿开裆裤一起长大的好朋友。当年在一个班时，副经理是个乖孩子，学习成绩好，经常给赖老板抄作业，后来长大了，副经理由于自己乖巧，更由于他父亲是大队书记，顺理成章地进村小学当了民办教师，而赖老板则老老实实地下地种田。而且由于家庭出生富农，生产队不把他当人，什么脏活累活没人干的活都派给他，好事轮不到他，坏事全往他身上推。那时候只有一个人不歧视他，就是副经理。据说，赖老板偷渡之前对自己的父母都没说，但他对大队书记的儿子副经理说了。赖老板有点迷信，他认定成事在天，于是他对他最好的朋友说，如果副经理当时反对他这么做或干脆去检举揭发他，那就说明天意不让他偷渡，他就认了，谁知他这个好朋友听完之后没有任何反应，跟没听见一样，赖老板就偷渡去了，并且一直认为是命中注定自己一定会成功的，结果就真的成功了。今天在蛇口恒基公司里，赖老板和副经理之间的这段历史一直是工人们经久不衰的话题，并且有好几个版本。一种说法是副经理这人天性就四平八稳，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他与赖老板虽然是好朋友，但好朋友是不是偷渡与他没关系，所以他没反应；另一种说法是副经理很狡猾，他是故意装着没听见，假如赖老板偷渡成功了，并且将来发达了，他没反对没揭发就是支持，就有功，就有资本沾光，如果偷渡没成功，被抓了，他没任何责任，对政府可以说是他根本就没听见，私下对赖老板还可以说：你看，我什么话都没说，还不是要你三思吗？还有一种说法最离奇，说其实副经理当时听了之后立刻就考虑自己是不是跟了去，但天生优柔寡断的性格使他一时拿不定主意，所以没来得及反应。不管是那一种说法，反正赖老板与副经理二人的关系不一般，反正后来赖老板衣锦还乡时第一个就找副经理，要他辞去那狗屁民办教师，跟他出来干一番事业。依副经理的性格，是不会轻易“下海”的，但他经不住身边人的怂恿，特别是看着以前靠自己关照的赖春泉摇身一变成了香港大老板，连县长都屁颠屁颠跟在后面，多少也激起他体内雄性荷尔蒙的膨胀，加上他当时正为“民转公”的事闹得很不顺心，于是就跟着赖老板来到蛇口，干起了现在这个副经理。

副经理对赖老板的不满主要集中在个人待遇上。副经理的工资是每月2500元，这个工资待遇与我当时在设计院相比是高得惊人了，相当于一个国家甲级设计院里20名工程师的工资！相对于副经理自己来说，那更是不得了，就算他当时顺利地“民转公”了，每月工资才72元，一个月抵好几年了，按说，副经理应该相当满意了，其实不然。问题出在一个“比”字上。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这话谁都知道，赖老板知道，副经理也知道，但知道归知道，比还是照比。赖老板给副经理的待遇是拿他跟国内的人相比的，这样比起来他给副经理的待遇就很高很高，比国务院总理都高。副经理拿他的待遇跟香港师傅相比，这样一比他的待遇就很低很低，比香港一个买冰棍的老太太都低。要说他们二位谁都没错，所以结怨就越来越深。赖老板之所以要按国内的标准比，因为你副经理本来就是中国大陆人，而且是大陆贫困地区的乡下人，深圳户口也是赖老板最近出钱给解决的，即使按深圳的标准，每月2500元也不算低的。副经理之所以要跟香港师傅比，因为恒基公司本来就是港资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