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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阿瑟·兰塞姆（Arthur　Ransome，1884～1967），英国作家。』

『②李普顿（Thomas　Johnston　Lipton，1850～1931），英国商人。』

然而，对他来说，还远不止这些。是他自己的“人性”不能忍受他所意识到的人类悲哀与贫穷。他甚至不能忍受一个人像牲畜一样为他拉黄包车，他需要一辆小汽车。他的小汽车不单卑是一辆小汽车，而且是一个带篷子的走廊，从家里到办公室，保护他不受中国人的伤害。他在喝茶时和史密斯小姐谈了这些，说在中国拥有一辆小汽车不算奢侈，而是必需。一个精神封闭的人，坐在用玻璃封闭的盒子里，被从住宅运送到办公室，每天行程3英里。在侨居中国的25年间，他就是这样生活的，尽管他回到英国，在给伦敦《泰晤士报》的信上署名“25年侨居中国的老住户”时并没有提及这些。他的信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他当然应该知道自己在讲些什么。

他的旅行很少超越那来回六英里的路程，除非他到乡下参加越野赛跑，但那时他在野外，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然而，这里他也错了，因为在这种户外活动中，他根本不需要防卫。这一点他也知道，他不过是那么说说而已。他从未被中国人邀请到家中作客，他小心翼翼地躲着中国餐馆，他从未读过中国报纸。在灯火辉煌的晚上他去了营业时间最长的酒吧，呷着鸡尾酒，拾取、吸收并交换着从葡萄牙水手那里流传下来的发生在中国海岸上的故事。他总是感到很遗憾，上海不是苏塞克斯①。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在英国时基本相同。（一位署名为J。　D。的作家在伦敦出版的《新政治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英国人在中国》的文章，他说：“英国人的生活范围只限于办公室与俱乐部之间，在办公室，他周围都是外国人，有同事，也有上级；还有中国人，这是他的下级，职员一类的人。在家里，他看到的只是外国人，当然仆人除外。这里他每晚听到的是抱怨中国人的不诚实与愚蠢，其间也点缀着一些日常工作中的故事，也谈谈体育新闻。这后者是唯一能够拯救在中国的英国人的法宝，也是除了攻击中国人之外的唯一话题。”）当他听说中国人也在开始过圣诞节，也在取得进步，他感到很高兴；但他讲的英语别人听不懂，他又感到很惊讶；他目中无人地在大街上行走，踩了别人的脚，甚至也不屑用英语讲一声：“对不起”，是的，他连汉语“谢谢”、“请”、“请原谅”这些最起码的，甚至一个旅游者都会讲的道德语言都懒得去学；他抱怨排外主义，并对中国人并没有吸取“义和拳”起义后北京遭劫这样的历史教训而感到失望。这就是中国问题的权威。让他们来做人类联系的纽带是多少可悲的事情啊！

『①苏塞克斯（Sussex），英国南部一郡。』

所有这些，我们都能理解，这都是很自然的事。如果不是因为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由此而来，我们也不会提起它们。只要考虑一下这些因素，一切都不难理解：语言的难学，汉字的难写，当今中国政治、学术和艺术上的一片混乱，中西方在习俗上的巨大差异等等。不过，我们要求的不过是更高的智慧层次上对中国更加全面的理解，我们固然不能仅因为老中国通们读不了中文报纸，就下结论说他们没有权利写有关中国的书。然而这些书籍和文学也只能维持在世界上营业时间最长的酒吧里的那些闹言碎语的水平上。

当然也有例外，像罗伯特·哈特爵士①、伯特兰·罗素②这样的人，他们都能看到一种与自己如此不同的生活也有其特定的含义。然而，有一个哈特爵士，就有一万个罗德尼·吉尔伯特③；有一个罗素，就有一万个伍德海④，于是形成了舞台化的中国人的模式，他们还不间断地为这个模式增添一些笨拙的细节——幼稚，虚假——而西方人对此又是那么熟悉。这是早期葡萄牙水手传说故事的继续，只是语言不那么污秽罢了。然而，讲故事的人的心灵都是与那些水手们的心灵一样地令人厌恶。

『①罗伯特·哈特（Robert　Hart，1835～1911）英国外交家。』

『②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