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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族主义

然而，现在摆在中国面前的问题不是这样的进步和现代化在理论上合乎不合乎需要，因为如果中国想成功地使自己适应新的世界环境并幸存下来，那末现代化就势在必行。目前的形势使我们坚信今天最紧要的问题是：现代化是否已充分实行，以给我们的新民族主义注入内在的活力，以便去抑制、耗损、最终征服残酷无情的日本战争机器。对中国来说，现在不是从女神那里挑选聪明的礼物：和平或进步的时候。欧罗巴女神扔给旧中国的那些不祥的礼物也不是以这种简单的形式出现的；她给中国一种选择，要么是和平十奴役，要么是进步十战争。中国选择了后者，即所谓新民族主义，这就是西方的礼物。

新民族主义是来自现代世界的礼物，也就是我们今日所见的全民抗日，它与我们以往所知的爱国有所不同。确实，这种民族主义是建立在人所共有的、保卫自己的家园免受外族侵略的古老的种族本能之上。这种本能，对一个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强烈自尊心的民族来说，自然更力强烈。然而，单是对自己的祖国或民族抱有一种单纯的感情、单纯的爱是不够的。在历史上，蒙古族和满族入侵的时候，这种感情与爱井没有能证明自己。爱国主义之于孤立主义的古代中国而言，是件奇怪的东西。中国是一个王国、一种文明、一个自成一体的世界。热爱中国就像是“热爱文明”，“热爱世界”，或者说热爱当代美国人心目中所谓的这个称作地球的行星。然而如果地球受到火星人的威胁，会有多少美国人会为爱这个世界而战，或者甚至为爱这个文明而战呢？可见，这种感情是何其单薄、模糊而又飘渺！

光有那种古老民族的自负，很显然是不够的。如果中国获胜——我相信她准能获胜——那是因为新的民族精神大放光彩。这种新的民族主义精神已经震惊了世界，那些无知的人们仍然把民族精神看作一种内战争带来的人为的产物，认为它缺乏根基，一旦外界的压力被撤除，它就会烟消云散得无迹可求。稍为正确一些的观点是，这个新民族主义在战争面前正当上升趋势，并已成了日本人的一场恶梦，因而日本不得不在这个民族主义完全形成之前就抢先进攻，要不然它的大东亚帝国的美梦就会成为一枕黄粱。在1934～1935年间，这种新精神出场了，开始显得黯然失色，后来便抹掉了暗淡的绝望。终于，一种民族自信的新精神诞生了。不过，只有在战争开始之后，这种新精神的内涵力量和新的结构才变得引人注目，震惊遗迹，当然最感震惊的还是日本人自己。

如果今天我们看到中国抵抗的决心没有被日本人精良的陆海空军力量所摧毁，并且不可能被摧毁，这是因为大众觉醒的无形力量所带来的新民族主义的缘故。如果今天我们看到在外界压力下，我们的团结一致变得更加紧密协调；如果我们看到蒋介石个人的死对头，广西将军李宗仁和白崇禧把他们的全部武装力量和资源都投入到这场战争中来，并接受蒋介石的领导，和他并肩战斗；如果我们看到共产党的将军们出于同样的爱国动机支持蒋介石；如果我们看到大、中、小学的学生们都以各种形式投入了战斗；如果我们看到中国军队在各条战线上顽强地抵抗着比自己强大得多的空军、炮兵和坦克兵；如果我们看到后方人民的士气——约翰·根瑟说这种士气除了用“magnificent”（高涨，宏大）来形容外，再也找不到另一个词；如果我们看到年轻的女大学生们领着千百个由战争造成的孤儿走上了扬于江上的汽船，为他们提供庇护所，而自己却站在甲板上挨雨淋；如果我们看到中国的乞丐们把讨来的钱投进献金台上的钱箱里作为战争捐款；如果我们看到为越冬的士兵和难民捐赠九百万件棉背心的号召在几天内就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原定计划超额完成；如果我们看到难童们组织起来的剧团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以唤起民众进行抵抗；如果我们看到中国人民现在尊重士兵了；如果我们看到了这些，那末，我们可以说中国的民族主义又成了既成事实，中国已经团结起来，有了统一的领导，坚强的决心，要共同战斗，直到最后的胜利，哪怕这个胜利要许多年之后才能到来。如果我们听到人们众口一辞他说他们亲眼目睹在日用必需品极端匾乏、生活艰难困苦、个个家破人亡的情况下，难民中没有一个人抱怨政府的抗战政策，那末，我们就会明白抗战的基础在于人民，而不仅仅在于领导者。

在这场漫长的抵抗战争中，我们可以预见到将会发生什么。日本就像一辆新的Buick汽车，它有极好的发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