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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来，大陆出版林语堂散文、小说等不下10种。此情此景，不亚于此书1935年在美国引起的轰动。这一切自然是因为林语堂，但更是因为中国和中国人。半个多世纪前，林语堂先生就在“自序”中预言，此书会“激怒不少阐释中国的作家，特别是自己的同胞们和伟大的爱国者们”。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事实正如他的顶见。直到80年代，仍不乏声色俱厉的批评。这不幸应验了一句古希腊谚语：大书大难。那末，究竟是什么激怒了他们呢？主要是林语堂笔下所描述的中国人的性格，以及他对中国社会、政治、历史等问题的一些看法。由于林语堂本身的复杂性和读者个体的差异性，此书直到如今，仍被误读。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条：

误读之一是所谓的“历史循环论”。这是指“新血统的混入”一节中林语堂所引李四光博士的一段论述，讲中国和平与动乱的循环周期：“中国历史可以很方便地划分为每800年为一单位的周则。”这是李四光博士在考察了中国历史上的一系列变化之后得出的结论，林语堂也认为这种周期性的确是精确得“惊人”，令人“不可思议”。林语堂先生的本意是借用这样一个现成的理论模式来更好他说明中华民族之所以能生存下来，部分原因在于不断同化外来民族的活力，以便更好地阐明不同周期内相同时期文学艺术上的一些共同特点。这种理论用来总结历史，总结过去（主要指漫长的封建社会），可以看作能够自圆其说的一家之言。如果用来指导未来，当然很有问题（因为一切理论都是对已往经验的总结），好在李、林二先生均无此意。这里，林语堂侧重的是民族、种族、文化，而非阶级问题。的确，这种一家之言忽视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但我们恐怕不能据此得出林语堂在20世纪30年代宣扬历史循环论，用来否定阶级和阶级斗争，为他的中国无阶级论寻找理论根据这样匆忙的结论。

误读之二是所谓“中国无阶级论”。在“文化的稳定性”一节中，林语堂说，除了稳定的家庭制度之外，“另一个使社会安定的文化因素是中国完全没有固定的阶级”，因为科举制度使人们可以从寒门走向权势和名利，从而“弥补了上层阶级那逐渐失去的活力，使得社会急需的内部再生能力得到周期性的补充”。而且由于人们对田园理想的崇尚，统治阶级中的许多人往往在下台之后便返归自然了。实际上，“没有固定的阶级”并不等于没有阶级，虽然它们之间只差一步之遥。在“社会等级”一节中，林语堂又指出，在中国实际上只有两个阶级，一个是衙门阶级，一个是非衙门阶级，前者可以为所欲为，后者则须纳税守法。衙门阶级好比榕树。非衙门阶级则好比土地，熔树靠吮吸大地的乳液生存——林语堂的阶级感情还很分明！可见，在林语堂眼里，非但有阶级，还有粗略的阶级划分，只是其内部成员不固定，有阶级转变。可惜的是，林语堂忽视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两大阵营中大部分固定的内部成员，及其相互之间固定的、长州的矛盾。

误读之三，认为林语堂笔下的“吾国”既然是一个没有固定阶级的国家，那末他眼中的“吾民”就是没有阶级之分的抽象的人。我们认为，这种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如前所述，林语堂所认为的“中国无固定阶级”是指某一阶级之中内部人员的不固定，而在漫长的封建社会，“衙门阶级”和“非衙门阶级”作为阶级是固定存在着、对立着的。如果分析中国人的性格，先把阶级划分开来，然后依照阶级的不同刻画出性格的不同，当然是可行的。但这不应该是唯一的方法。正如心理学家可以把人的气质分为胆汁质、多血质、粘液质和忧郁质一样，中国人与外国人总还有性格上的不同。林语堂先生是在向外国人介绍中国，他非得介绍中国人性格的一般特点。于是，他另辟蹊径，把中国人的性格归纳为这样八条：老成温厚、遇事忍耐、消极避世、超脱老猾、和平主义、知足常乐、幽默滑稽、因循守旧。这些特点归纳得是否合理正确，当然可以讨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这些特点或多或少在大部分中国人身上都有所反映，衙门阶级也罢，非衙门阶级也罢。林语堂先生所做的，只是把普通中国人的共同特点作了一个归纳。这种分析方法看来还是有其一定道理，有其一定存在价值的。

误读之四，认为林语堂先生在描述中国人的这些性格时“以偏盖全”。事实上对于那些敢作敢为、品格高尚的中国人，林语堂也不无溢美之辞。他们中有邵飘萍和林白水，两人均因抨击那些制造“三。一八”惨案的北洋军阀而惨遭杀害。邵飘萍还是我国新闻事业的先驱，中共早期秘密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