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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谈到了微软中国研究院的独特之处——技术原型，并阐述了它在基础研究中的重要性。我认为，我们绝不仅仅要写论文、申请专利，一定要把发明做成使用的技术原型。

比尔对这套方法很感兴趣，他把那张幻灯片抽了出来，还做了笔记。他也认为，我们应该让每一位研究员做他们最擅长的事。一些公司，包括一些在中国开设研究中心的企业，雇用基础研究人员做产品开发，我认为这是非常不合适的。

此外，我着重介绍了中文输入方面的研究，演示了语音识别和我们的快速输入法。我发现，比尔早已明白中文输入的困难所在，以及拼音和五笔等输入方法的利弊。我指出，如果中文输入的速度提高一倍，在每两个小时的工作时间里，我们就可以帮助中国的计算机用户节省lo亿个小时。比尔幽默地说：“这比我们能节省的计算机启动时间还多。”

最后，我谈到了微软中国研究院的研究方向——新一代多媒体、用户界面和信息处理技术。在介绍多媒体的研究方向时，比尔说：“微软研究院已在音频技术方面取得了成功，以后在图像技术和其他多媒体技术方面，可要靠你们了。”

我立即对他说：“比尔，我们有三个组做出了多媒体技术，我们已经做出了很多成果！”然后，我顺势介绍了我们做出的技术。盖茨非常满意，他甚至一一问了每个专家的专长，并且非常开心地做了笔记。后来，他在很多场合说过一句话：“我打赌你们都不知道，我们有一批世界最厉害的多媒体科学家，他们都在微软中国研究院。”

这期间，雷斯特曾向比尔询问我们是否应该在小时内结束会议，比尔说：“不，我还想听听，我还有45　分钟。”汇报结束时，比尔情不自禁地说：“太出色了！完美无瑕！”走出会议室时，他拍拍我的肩膀，说，“整天和绝顶聪明的人一起工作，你一定很愉快吧？”

尽管在研究院工作的两年以及在总部工作的　5年里，我向比尔汇报的次数无法计算，但我相信，那一次是最难忘的。

第二天，为了庆祝“向比尔汇报”的成功，我们狂欢了一下。我们乘坐白色的游艇在华盛顿湖上驰骋，到了湖心，我们放慢速度，从流飘荡。

这时，我拿出了我精心准备的礼物——一个装着14　支古巴雪茄的精致木盒，每一支旁边都放着一片雪松木和一把形状奇特的刀具。这是一种特殊的雪茄，美国本土不生产，也不进口，极为少见。大家把雪茄一端插入刀具，切去顶部，用火柴点燃雪松木片，用木片点燃雪茄，开始吞云吐雾；；最火的研究院，最伤感的别离

比尔的肯定，让研究员们对未来的研究工作充满了信心，后来的岁月里，我们的科研成果也越来越多地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

两年之内，研究院在国际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

了论文28　篇，在国际著名学术会议上作了11个主题报告，提出了49　项专利申请，还在中国10所大学和l5　000　名大学生作了交流。2001年11月1　日，微软将中国研究院升级为微软亚洲研究院。

当时微软研究院的人数只占中国相关领域的科研人员总数的　l　／30，但是我们在高质量国际期刊发表的论文却是这些中国科研人员的170倍。后来，研究院被《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评为“世界最火的计算机实验室”。

当10　年过去，在今天的2009　年，依然有媒体记者在描述微软中国研究院成立的意义。“如果人们并不健忘，应还记得20　世纪90　年代末期微软在中国受到的品牌冲击：它被猛烈指摘为垄断者和不愿了解中国规则的强硬主义者。而1998年研究院的诞生恰好成为了一个转折点，之后的十年里，它持续招贤纳士并在中国进行创新的作为，极大地冲淡了微软之前咄咄逼人的只顾赚钱的形象。连盖茨也对美国媒体承认，微软亚洲研究院是微软品牌建设上的一个意外之喜。”

总结微软中国研究院的成功，还在于一种创新的研究方式。尽管我们也提倡放权，但是，科研课题是经过大家集体讨论并有很大把握才去做的。在美国的研究环境里，这种方式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在那里，谁都无法使唤别人，因为人人是大师，人人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唯独在微软中国研究院，我们以“兵团式作战”的方式运营，让“司令”带领独立思考能力不够的新人。“司令”一边指派工作给你，一边培养你独立思考的能力。这种方法对于初创的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