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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鲍尔默提到的敏感字眼——“诉讼”，我开始并没有放在心上，但是现在经老师提醒，我吓出一身汗，不会是真的吧？离开雷斯特的办公室以后，我急匆匆地到了一位律师朋友那里。我认为职业的变迁应该是我自主的选择，是在不违背原则下“追随我心”的行动。难道这次离职真的有法律风险？

律师分析了所有的情况，然后对我说，“开复，你加入微软的时候签订了‘反竞争条约’，承诺一年之内不到别的公司从事同样的工作。但是如你所述，你将要在Google　中国开始的工作，与你在微软从事的工作不重叠，因此没有问题。另外，从历史上看，在Google　的微软员工已经有400　多人了，级别从低到高都有，可是微软从来没有诉讼过任何人。所以，开复，你不必担心！”

听了专业律师的见解，我悬着的心轻轻地放下了。离开微软的决心已定，只不过，我希望能等到鲍尔默慢慢地想通。我知道，这对于他们来说，也许一时之间很难接受，但我想这只是时间问题。

2005　年7　月13　日，鲍尔默再次打电话给我，“开复，我们想了想，可以给你新设一个‘微软中国研发集团董事长’的职位，同时提高你的待遇，再给你一笔股票，别走了！”

我能感觉到这是很有诚意的挽留，不但满足了我回到中国的愿望，还提高了待遇，虽然我从来没有透露过Google　给我的待遇，但是微软增加了这笔薪水后，已经赶上了Google　给我的报酬。可是，选择一个工作，金钱的多少并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微软这个新职位的致命缺点是，没有足够发挥的空问，也没有我学习成长的空间。

我对鲍尔默说，“斯蒂夫，谢谢你的挽留，但这个职位依然不是我心中想做的，对不起！”

鲍尔默仍旧在想尽办法说服我。

2005　年7　月15　日，比尔·盖茨终于结束休假回来了。15　日当天，我们就在办公室里见面了，比尔没有那么强势，但他也很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他说，“开复，鲍尔默一定会提起诉讼的。你知道，以前几百个工程师离开，鲍尔默都没有告他们，只是因为他们的资历没有那么深，而人们又都同情弱者。但你是副总裁，斯蒂夫认为我们只有告你才可能遏制Google　的大肆挖脚！”

噢！不！我感觉到，我曾经服务多年的老东家正在软硬兼施地阻碍我跳槽。但原则告诉我，我不能妥协也不应该妥协。因为，我反复倾听了我内心的声音，我坚信自己没有做错！

和比尔谈完，我再次心情低落地飞到加州。落地以后，我开车直奔Google　首席律师兼资深副总裁大卫·德拉蒙德（David　Drummond）的办公室，在他的办公室已经聚集了一批律师。大卫说，“微软的人

已经几次打电话给我们，要求我们不要雇用你，并希望双方能够和解，让你继续待在微软。我们正在谈，估计诉讼的概率是不低的！”“你知道，你在中国，尤其学生方面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如果中国

的人才都开始追随你到　Google，结果将不堪设想，这才是微软最不愿意看到的！”

我陷入了沉默，然后说，“我实在不希望看到和老东家对簿公堂的场景！”对方说，“开复，你放心。首先，你的案子有胜算把握，我们是站得住脚的。何况，微软在华盛顿州，Google　在加利福尼亚州，而加州根本不承认‘竞业禁止协议’。”

其实，我和德拉蒙德并不知道，当我连辞职信都还没有交的时候，微软在开出条件挽留我的同时，一系列的诉讼准备工作已经暗中启动。他们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也准备开始用最犀利的手段对Google　宣战。我当时以为鲍尔默和盖茨所说的诉讼只是表达强势的一种方式，它始终不会发生。但实际上，一轮又一轮准备诉讼的会议已经在暗中紧锣密鼓地进行，各种收集材料的工作已经在微软展开。

2005　年7　月17　日是我正式辞职的前一天，我在这一天去办公室用电脑写完了我的辞职信。而极富戏剧性的是，这封辞职信从来没有从我的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