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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水平，罗荣桓还给师直属队的同志系统地宣讲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他要求广大干部战士都要懂得，除了争取抗战胜利之外，革命还有更远大的目标，那就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则需要大量有文化的人才。

罗荣桓在签发《关于巩固、严密及审查部队党组织的指示》文件之前，专门对师直部分干部的文化水准作了调查。当他得知教导大队长李梓斌在文件上签名将“斌”写错了时，便派人将他请到师部，和蔼地问道：“你读过书没有？”

“我是平江山沟里的放牛娃出身，小时候听说附近庙里有个教书先生，可学堂的门朝哪开我还不晓得呢。”李梓斌回答。

罗荣桓被他逗得笑了起来：“啊呀，我还不晓得呢，你后来是怎么识字的？”

“我当连长开始学的。以前当班长、排长的时候，连钟表也不认识，搞不清几点钟。夜里换岗都是点根香，以香为准，一刮风，那岗就换得快了。当连长后，上级来了通知，我连‘通知’这两个字也不认识，就让文书给我念，念完后，通信员叫我在通知上画个‘知’字。我不会画，文书就教给我。因此，我头一个会认的字就是这个‘知’字，以后再一个一个地学。”

罗荣桓颇有兴致地听他讲完，然后问道：

“听说你签名有时还要文书代笔，是吗？”

“是的。”

“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那怎么行呢？”罗荣桓皱起了眉头。

李梓斌辩解道：“现在我有图章了，到时候盖个章就行了，不用签名。”

“唉，”罗荣桓摇了摇头，“老粗太粗了也不行啊！你识多少字啊？”

“我不晓得。不过一般文件都能看下来，可字潦草了不行。陈光代师长的签名一笔一划写得认真，我能认得。不过，有的字笔划多，就秀才认半边，念白字是常有的事。”

罗荣桓语重心长地说：“偶尔念个把白字，也在所难免，但多了就不好了。教导大队好比是一所学校，你这个大队长就好比是校长，你都当了校长了，不提高文化水准不行，字不但要会念，还要会讲、会写、会用。”

李梓斌问道：“那我该怎么学呢？”

“用到什么，你就可以学什么，慢慢地积少成多。比如唱歌，游击战，敌后方，坚持反‘扫荡’……你不仅要会唱，而且要会讲，会写、会用。”

说到这里，罗荣桓招呼李梓斌坐到自己跟前，拿起一支铅笔边写边说：

“比如这个‘游’就是游来游去，活动的意思……”

罗荣桓在逐字讲解了歌词后，问道：

“你回去打算怎么办啦？”

李梓斌激动地表示：“我回去一定好好学习。”

李梓斌回去以后，买了纸、墨、笔、砚，装进自己缝制的布袋，走到哪里，写到哪里，有时反“扫荡”上了山，就用大石头当桌子，坚持练习。几个月后，他的文化水平提高得很快，他的作业在“八一”军政大检阅时被展览出来，得到领导和群众的赞扬。

１１５师抓政治教育和文化素质的活动，得到了中央军委的肯定。１９４１年７月，中央军委政治部印发的第三号《宣教通报》介绍了１１５师干部教育的成果。通报中说：“１１５师半年来干部教育，在政策教育和文化教育方面收到了比较明显之成绩。主要表现在一般干部都知道对根据地的工作应作长期打算，表现在违反政策以及各种不良倾向的减少，有个别干部受训前常犯错误，受训后则（判）若两人。文化教育的收获表现在工农干部文化程度的提高，有几个旅团级干部过去识字很少，现在能自己起草电稿和写信……有几个团能做到全体干部作日记。有几个连队由于干部文化学习的推动与影响，战士们学习情绪提高，有（的连）全连９４个战士能记日记。”

要想提高政策理论水平和文化素质，运用报纸和刊物是重要的手段。罗荣桓很重视运用报纸对部队进行宣传教育。开始《战士报》是油印的，每期两版，只能登２０００余字。可有的编辑写文章，语句啰嗦，拖得很长，一期报纸登不了几篇稿子。有一天，罗荣桓亲自参加《战士报》社的座谈会，他针对报纸存在的问题，要求写短文章。句子要短，少用形容词，简单明了，使文化水平较低的干部战士能一目了然。为此，他要求编辑、记者深入部队，深入实际，熟悉连队，熟悉战士。罗荣桓还经常亲自审改《战士报》的社论和重要文章，有时自己动手写社论。

为了加大报纸的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