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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徐明的信，两个徐明都嚷嚷着要看信。为了区别于那个“男徐明”，王观澜给妻子的名字加了一个字——“清”。王观澜说：“明清，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又明又清，多好！”从此，她的名字就叫徐明清。

徐明清对笔者说：“现在，有的书上说我和江青一起改名，混入延安。那是胡扯！我是组织上调我去延安的。我到中央组织部报到时，介绍信上写的名字也是徐明。我的改名，中央党校的同志们都知道的——因为两个徐明在党校曾传为笑谈。……”

徐明清在中央党校学习期满后，分配到中共中央组织部，担任妇女科副科长，科长为长征女干部张竟秋。后来又担任中央妇委委员和陕甘宁边区妇联主任。

进延安之后，江青到中央组织部招待所找过徐明清。她们之间，仍叫惯了“一冰”、“李鹤”。

据徐明清告诉笔者，江青初到延安，领导上为了考验她，曾派她到农村做调查工作。那时，陕北农村中流传着顺口溜：“陕北好地方，小米熬稀汤，臭虫称大王……”这顺口溜形象地勾画出当时陕北农村生活的艰苦。来自大上海的江青，在陕北农村的表现还算可以。

为了审查江青的历史，组织上曾找徐明清了解。徐明清当时为江青写了一份证明材料，这份材料迄今仍保存在中央有关部门。徐明清就自己在上海、临海、西安跟江青的接触，如实写了江青的情况。诚如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一份文件中涉及徐明清同志历史问题时所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中央组织部审核，徐明清同志在延安写的证明材料，并未证明江青一九三三年在上海有党的关系，是实事求是的。”

这就是说，徐明清只能证明江青在上海、临海、西安的经历，只能证明她曾参加中共领导下的一些进步活动，只能证明她加入过共青团，但无法证明她是中共党员——因为如果确实她是中共党员的话，那何必在“晨更工学团”发展加入团呢？只有先入团、后入党的，哪有入了党再入团的？

徐明清无法为江青恢复党籍提供证明，这使江青十分沮丧。

据郭潜回忆，“黄敬于十月来到延安，找到了证人”。黄敬作为江青入党的介绍人来证明江青确实曾经在一九三三年二月加入中共，是最权威的证人，况且那时的黄敬已是中共高级干部。

不过，黄敬是在一九三七年九月到达山西太原，向周恩来、刘少奇、彭真汇报工作，十一月进入山西五台县（太原东北部）。在他去太原和去五台之间，是否曾去过一趟延安，不得而知。如果去过延安的话，则正好是十月。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进入延安之后，曾在关于自己入党经过的材料上，写明介绍人是黄敬。组织部门于是通过地下交通，去函向黄敬了解，黄敬写了证明材料，证明江青是由他介绍入党。

比较郭潜和徐明清的回忆，似乎徐明清的回忆更可信些。不过，他们的回忆都一致表明，是由黄敬证实江青的中共党员身份的。

徐明清还说，由于组织上向黄敬调查江青入党问题，他得知江青进入延安，曾给江青写过一封信。

不过，这时的黄敬，已和范瑾相爱。范瑾，浙江绍兴人，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共，是一位能干的女记者。大抵是江青在上海跟唐纳、跟章泯同居，闹得满城风雨，使黄敬的心冷了，于是另择伴侣。

至于郭潜所说的江青“在此期间，好像巴结了同乡康生”，事情是有的，但不在九、十两月，因为那时康生不在延安。

经过两个来月的审查，江青的党籍问题由于黄敬的证明终于得以解决。这样，她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进入了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成为中共中央党校第十二班学员

江青离开了延安的第三招待所，搬到了东郊桥儿沟。那里一座法国神甫建造的天主堂，如今成了中共中央党校的所在地。中共党校的学员，一律都是中共党员。进入党校学习，意味着江青的中共党员身份得到了正式的认可。

中共中央党校最初叫“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三日，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三月十四日）五十周年，在红都瑞金成立。

首任校长是任粥时，副校长杨尚昆。不久，由张闻天任校长，董必武为副校长。到达陕北时，中共中央党校最初以延安北面、瓦窑堡附近的安定镇第二小学为校址，董必武为校长。

一九三七年一月，中共中央迁入延安。二月，中共中央党校迁入延安桥儿沟天主堂。五月，罗迈（李维汉）接替董必武，出任中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