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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妓女的敬告都只谈国家大事，一般都加上“我们花界，斯业虽贱，爱国则一”等开场白。但是，一个名叫全国改革联合会的组织致“花界姐妹”书，则谈到娼妓业的情况，云姐妹们没有好的生路，只好被迫卖身，成了天下可怜人，但是她们可以通过组成小组、在全市散发传单、宣传救国的方式，使国家和自己的前程得到改善。这里，国家命运同娼妓命运的改善联系在一起。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期间，关心国家命运几乎成了妓女必须做的事，据1919年的《晶报》报道，有个名妓因为不会读书，不熟悉“爱国”、“同胞”等新名词，竟至门庭冷落。“五四”以后，冰说到做到，不再招待日本嫖客。174当她的一个常客请了日本人一起到她的妓家吃花酒时，她径自出去听戏了，仆人们只好在附近的菜馆叫了点儿饭菜。林黛玉派了个阿姐过去帮忙招待，但当地的闲话专栏报道了冰拒不接待日本人的事。将近20年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有记者报道了一场妓女组织的无伴奏歌咏比赛，为救济难民共募集现金1　670元。上海社会局局长和一个重要救援组织的干事也参加了歌咏比赛。 就在以上一个个故事的累积中，不但国家大事越来越成了妓女生活中的大事，而且高等妓女在国家政治事件中的作用也在不断地被放大。指南书和报纸上，高等妓女的政治行动和花边新闻同时刊布，一边是青楼进化团、妓院参与全市罢市行动的报道，一边仍是新近谁同谁好了、流行的款式、谁生病了等等的名妓消息。名妓新闻内容和活动范围的扩大，根本没有转移“坏女人”、“好女人”在做什么这个主要聚焦点，大多数高等妓女在公众面前的展露，仍与传统的色艺范畴相关，而不是爱国主义和自我更新的行为。但不管怎么说，报道中持续出现了一种新的亚主题，它视高等妓女为受到威胁的国家中的公民，认为她们因职业低贱而处于特别危险的境地。随着报道不断将高等妓女与国家联系起来，对娼妓生涯的理解也形成了新的认识，那就是为了中国的强大和现代化，不仅一般的娼妓、而且高等妓女也应列为改革的目标。　。　想看书来

第六章　职业生涯（九）

无言的空白：避孕、怀孕、子女、老年 本章开头已提出，高等妓女的历史记载有其十分奇特的地方：我们能从中找到不少有关她们救国行动的信息，但是若要问她们怎样避免或寻求怀孕，怎样处理自己生下的子女，要问她们活到老年，不能再靠为有钱有势的人说唱表演或当亲密陪伴来养活自己了，又怎么度日——这种种问题，从史料中倒是找不到什么信息的。 1949年革命后编撰的资料处处突出“诉苦”的话语类型，人们在“诉苦”中学会运用压迫和反抗的语式重新阐释记忆中的过去。妓院的管理体制有意被用来与革命后的国家政体作对比，从压迫和反抗的话语中，我们了解到妓院制度对妇女的生殖健康漠不关心。我们得知，在一些妓院里，女人在行经期间或甚至怀孕五六个月了，还必须继续工作，结果导致了从血崩到经常性流产等各种妇科疾病。175妓女流产后很快又被安排接客。为防止妓女怀孕，老鸨天天给她们服用明矾。另一种办法是让妓女吃活蝌蚪，说是此物“大凉”，可抵消内“热”，不致怀孕。活蝌蚪也用作堕胎药。妓女长期服用活蝌蚪，似乎导致了不孕症。 但是，上海的妓院中使用活蝌蚪避孕是否普遍，由谁来管妓女、甚至强迫妓女吞服蝌蚪，长三幺二妓院的做法与野鸡妓院、花烟间的做法是否有所不同，还有什么别的有效（或无效）的避孕方法等等——这些方面的信息在现存的资料中是很难找到的。尽管堕胎在中国的城市中似乎是很普遍的做法，但是在有关娼妓的史料中，谈到堕胎的地方甚至比谈避孕的还要少，这可能因为晚清民初的刑法将堕胎定为非法行为。同样，尽管公共卫生当局提出性病是导致妓女不孕、死胎、流产的原因（见第九章），可是有关的信息却少得可怜。1948年的一项调查就提出性病是不孕的原因。调查发现，在500个妓女样本中，怀孕率是极低的。样本中只有五分之一多一点在一流妓馆工作，500人中一半多一点都有性病，但是这项研究并没有分析高等妓女中的性病发病率。 我们对妨碍妓女怀孕的确切因素知之甚少，对妓女、老鸨、客人等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更是不得而知。现在接受采访的人士仍使用“诉苦”模式，他们所提供的说法很切合当前女性主义的类别范畴，即将怀孕看作是一种反抗的模式。上了年纪的被采访人回忆说，为了老来有保障，妓女会利用性的策略，尤其是怀孩子的能力，达到返回社会的目的。结了婚的女人在夫家用生子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