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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病仍然会通过公共租界无照的、非法的妓女继续传入。最后，公共卫生问题的复杂性还有一个表现，即越来越多持有执照、被认定为“干净的”妓女，对吗啡一类的毒品日益上瘾。当毒瘾使她们无法再为老鸨们赚钱时，老鸨就把她们一脚踢开，或把她们卖到下等妓院，而到了那里就根本没有执照或体检一说了。该作者还说，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老鸨把她们送回乡下，她们在那里结婚，于是把疾病传染给她们的孩子。1936年的一篇抨击持照卖淫的文章说：　这“正适合圣经上所说‘你的罪恶将要传到你三代四代的子孙’的意义”。该作者最后说道，关于性病的这种虚假的安全感，241将增加性的买卖，并会“增加男子的性的浮薄”，这显然不是一种理想的社会习惯。 在民国时期，妓女是有关性病的讨论中一个反复涉及的话题。对于殖民医政当局来说，她们是愚昧无知又充满危险的感染渠道，威胁到白人的健康。对于外国医生和受过外国训练的医生来说，她们构成了一个极其复杂的公共卫生难题，尽管难医治，但是，训练有素的医生采用科学的办法或许就能将它制服。对于指南书和小报的作者来说，妓女是带来形形色色危险和愉悦之场所，既要小心应付，又可适当享受，只要有节制、有知识、明智地行动即可。而对于改革者，她们也是一条通道，但这一次，是从侵略性的外部世界直接通向中国这个集合体的体内，甚至通向中国政体里的一条通道。 对于所有这些参与言说者来说，妓女的性活动之所以重要，乃因为它是一种传递媒介。但妓女是女人这个事实却没有引发妇女在中国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这样一个更为一般的问题。妓女就是妓女；她们传染疾病。妻子就是妻子，她们因为狎游妓院的丈夫而容易受到感染。这两类女人感染同一种疾病，所受的痛苦也相似，人们或许因此会猜测两者在社会或情感方面有什么共性，然而所有这些，却都淹没在“危险的女人与良家受害者”这样一种对立的两分法之中。可是在关于改革的其他谈话中情况却不是这样的，在其他场合下罗列妇女所受的压迫时，卖淫问题会被提出来讨论。 在有关卖淫和性病的每一种对话中，都会出现一个受害者的音符，但它是个哑音。妓女或许是一个不自愿的、被强迫的危险源，但她们怎么说也是危险的。正如我们在下一章中将要看到的，究竟通过对娼妓业加强管制检验，还是完全将它取缔，才能最理想地控制这种危险，这是一个引起激烈争论的问题。民国当局最终也无法完成这两项任务中的任何一项，这是一系列令人失望之举中的一项，它导致许多中国的改革家不再支持那个政权，而支持了另一个担保说更能成功地保障民族和国家健康的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