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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努力就揭开了秘密吗？没有什么会像确定的事情那么无聊。当福尔摩斯努力思考“天才的”犯罪思维时，他感到自己充满了活力。就像他和每一个取得巨大成就的人所知道的那样，很难找到具有挑战性的竞争或能理解你的困境的人。 即使是看起来像是在水桶里射鱼的活动，如果人们非常擅长这样，它也可能使人愤怒和厌倦。例如，想像一个律师对法律了如指掌，并善于组织公司事务，吸引其委托人愿意每小时付给他500美元。如果他宣布他将开始进行犯罪辩护工作，想像一下他的公司里将出现怎样的震动。同样的，约尼·科克伦代表所谓的有罪的人的利益而工作赚到了大钱，但是他没有像《财富》500强公司里的老板一样日复一日地积累上百万的财产。 但是这里存在着疑点：在从事相互影响的法律工作并习惯了支配高薪20年或更多年以后，当委托人或同事要求“再做一次”报酬很高但很特殊的法律服务形式时，任何曾经有创新精神的律师都容易陷入严重的“曾经沧海”的困惑。如果一个人感觉他的一只手绑在背后也能完成一项复杂的工作，因为他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了，那么从脑部外科手术到火箭科学的任何特殊技能就都可以变成像制作小饰品一样的简单了。 再来一次的忧虑来自相同要求的另一方面：期望成绩的基线是由以往每次成绩所决定的。“近来你为我做了什么？”不仅仅是那些爱设定底线的经理们用来刺激工人们的一种贬损的暗示，这也是自我交谈的一部分，所有为自己制定目标的人用这种方法来促使自己不断提高工作成绩。心理学家把这叫做期求水平理论，通过这个标准，一个人来评估他的成绩以及他将在以后取得怎样的成绩。 诗人罗伯特·勃朗宁认为：“多多益善，那么天堂是干什么的？”这话很正确。用手去抓星星是有益的，做其他的事就会使你深陷泥潭。但是如果你无条件地遵从勃朗宁的主张，那么你就会变成过快上升的期望值或失去控制的螺旋上升的自我强迫程度的牺牲者。 单纯地依靠想像或其他的期望，一个人的欲望是无限的，而抓住的成功是依赖于力量，是有限的。如果在一个人的事业中没有一个满足点，那么，迟早他的能力将使他无法抓住下一个发财的机会。在那种情形下，一个人的期求水平受他人（例如爱人或正在贬值的上司）的影响，他既不能帮助他们，但又担心让那些人失望。&nbsp&nbsp

失败的快乐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斯科特·派克的观点，根据我所说的，成功就像失败一样使人失去了许多选择，那么我们可以列举出一个有力的例子，即那些经历过失败的人正处在有权力的职位上。自从富兰克林·罗斯福实行新经济政策，美国已经表现出了日益增长的接受社会政策和计划的能力，如果人们失业了，这些能力可以准予人们有权领取失业金或补助金。政府提供的失业保险适用于大多数蓝领和一些白领的失业人员，所谓的遣散措施（包括一笔赔偿金，有限的健康保险，协助找工作）是对中级或高级白领工人的政策。一些人声称，金色降落伞（丰厚福利），即执行总裁们被解雇时可以得到数百万美元的遣散金，是有支持力的。但是，事实上它们的主要作用是让前任执行总裁们告诉《华尔街时报》，他们的离职是自愿的，从而保护他们公司的股票的价值。 我不是那么铁石心肠，但是如果你考虑到一个患有成功抑郁症的执行总裁所面对的困境，那么失去工作就不像它看起来那么糟糕了。当然，金钱是一个问题，但是失去工作自然要面临眼前的挑战：寻找工作或受难。对一些人来说，这种挑战是非常大的，但是这的确能激发人的创造力，通过由关心你的家人、有同情心的同事和热诚的就业顾问形成的心理降落伞，你常常认为这为你提供了你需要攀登成功的阶梯所需的范围，没有任何成功的期望成为你攀登的负担。 大约10年前，人们普遍认可管理理论家的观点，他们提倡企业缩减编制（减少劳动力，以增加利润），最著名的是迈克尔·海曼（Michael　Hammer）和詹姆斯·钱匹（James　Champy，著有《公司重组：企业革命的宣言》），由于这样的计划工人失去了工作，人们对这些工人的同情不断提高，他们两人被认为应该为工人的失业负责。这种同情心并非是不适当的：当福特汽车公司（海曼和钱匹曾经研究过的一个主要例子）把它应支付给员工的款项减少到80％以后，几百名吃苦耐劳的、有能力的人面临着困境。同样地，在“链锯”艾尔·邓拉普　①　的大幅度裁员政策下，数千名经理、管理人员、工人失去了工作陷入困境，他们需要精神和物质的支持。然而，认为给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