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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这更证明我仍爱你。”我坚决地说，把她的脸扳过来，“你是不可能从我心中抹掉的。我一直没有忘记过你，在湘江宾馆一见到你，我就感到我还爱着你，因此我恨我自己不能忘记你，恨得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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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二姐从马来西亚回国的时候也是这么对我说的。“我一直没有忘记过你，”

二姐说，“还记得那次你跌倒在田沟里吗？那是个冬天，你跌得满身泥水，我脱下红棉袄包住你，还帮你揩裤腿上的泥。”我不记得了，我说：“记得。”“那天我病倒了，”

二姐回忆说，“发高烧好几天，爸爸还骂了我，我印象很深。”

二姐很胖很黑，我猜是马来西亚的太阳要毒辣些。二姐满身绫罗绸缎，戴着金耳环，金项链和宝石戒指，但仍掩饰不住岁月流逝的痕迹。二姐在我依稀的记忆中是俊俏的美女，父亲很爱她，当她为掌上明珠。“小毛”二姐唤我几十年未用的小名说，“爸爸死在马来西亚，他老人家死前说他的骨灰要葬在故乡，他不愿埋在马来西亚。爸爸是1979年死的，活了80多岁，寿终正寝。”我对父亲已经没有记忆了。“我和爸爸呆在一起的日子不多，”我说，“我只记得爸爸最后一次开辆油绿色的小汽车来乡下接我……”

“爸爸经常念你，”二姐说，“尤其是后面几年。”我很惭愧，父亲在我记忆的荒岛上一点面积也没占。“我不记得爸爸是什么相了，”我说。

二姐是先到乡下老家，找到我姨妈（母亲的妹妹），由姨妈和表弟陪来的。二姐在我家住了五天。她走的前一天拉着家云（我女儿）买来了冰箱、录像机、照相机（彩电，洗衣机和收录机我有）和一辆给家云上学骑的女式凤凰单车。她叫了辆出租车送来，使秋兰高兴得同下了蛋的母鸡一样唱个不停。“小毛，你还需要什么只管说。”二姐说，“我还有些钱。”“全齐了，”我说。二姐走的时候给了家云二千美元，给了我五千美元，给我母亲也五千美元，而且她用我的名字（瞒着我）从马来西亚汇来二万美元给伺家垅中学建教学楼，当何家垅中学校长和支部书记向县教委要辆吉普车，跑来请我去剪彩时，我还以为他们找错了对象。“没错，”校长说，“你二姐在信上注明白了，这二万美元就当是你捐的。”校长把设计的教学楼平面图一张张给我看，我费力地看也看不懂。校长说。“我们来请你去破土剪彩。”我拒绝道：“破土剪什么彩？要剪彩等建好了我替我二姐去剪彩。”我给二姐去了封信，责备她没把捐钱的事告诉我，代替她回信的是我侄儿国荣。二姐于那年回去不久就因肝癌死在马来西亚了。“病是突发的，”国荣说，“从发病到死只三个星期，快得闪电一样。”

1984年5月侄儿国荣从马来西亚回来了，从的士上下来，手捧两个骨灰盒。他身后还钻出个金发女人，国荣称她“太太”。秋兰脸上的笑容多得掉到了地上，“我一眼就认出你了，”秋兰仔细阅读过二姐带来的影集，“比照片还结实，像拳击运动员。”国荣有拳击家的体格，肩宽腰圆，一双手很大很厚，握着我的手时我感到我的手太小气了。

“舅舅，”他说，声音同打雷一样份量很足。

他30岁出头，他的侧面像使我想起电影里的彭德怀元帅。“舅舅，妈妈常说起你。”

国荣说，面对面地望着我，显出一副老于世故的相，国荣的眼神有点像二姐的，只不过比二姐的更坚定，看人时似乎是有东西砸在你脸上。“你妈妈有福气，一看你就是有出息的相。”我说。

第二天我们一并去了乡下我姨妈家。

父亲和二姐的墓与我外公外婆的为邻。爷爷奶奶以及曾祖父曾祖母的墓已找不到了，那片坟山七十年代给下乡知青改造成了梯田似的果林园，种满了西瓜和桔子树。那天——那是个万里无云的五月天气，阳光充满烟草味，世界一片新绿。上午10点多钟我们到了姨妈家的禾塘上。我捧着父亲的骨灰盒，国荣抱着二姐的骨灰盒迈下车时，一挂五千响的鞭炮就把鸡鸭炸得东奔西蹿。我和国荣扑通跪下，等表弟擎着的那五千响鞭炮（昨天我打电话告诉了他）炸完，才爬起身来。父亲和二姐热热闹闹地回来了，我想。表弟说他已请了4个人在后山掘墓穴，问我是不是去看一下。

我说：“不必。”我们迈进了姨妈家。姨妈家这几间房屋在村里算破旧的，这幢房子还是50年代舅舅死前出钱建造的。家乡的山水田野树木在五月的阳光下透出一种忧伤的新绿，我离开家乡30多年了，似乎一切都没怎么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