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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节帮：毕节烟土产量也很大，商人财力巨大，其中刘万金、刘熙乙等后来均成为巨富。

黔西帮：本帮商人势力不大，大都是三担、五担买进卖出，小本经营。

遵义帮：黔北的烟土大都集中在遵义，因此经营鸦片的烟土商很多，资金也相当雄厚。一些外省烟帮，还在贵州本地人中寻找代理，协助收购烟土。伍效高在《我贩运“黔土”外销的经过》一文中，回忆了自己经营鸦片业的经历，指出：“我（伍效高）离开恒兴益（一个贩卖鸦片的商行），就以所经营的隆大和大东在安顺设庄续办特货（指鸦片）。同时还代理潮帮、广州帮、###等十二家特商在黔的鸦片购销业务，并与贵阳的赖永初、赖贵山弟兄开设的赖兴隆、宏大等号互相勾结，追求暴利。”

总之，在全国各地，都存在以家族性、地域性关系为纽带结成的商业组织——即各地商帮。在商帮之中，每个烟商各自独立经营，调济有无，互相帮助，并习惯于遵守当地的商业经营之道；在对外方面，他们结成了一个松散的团体，可以为群体的利益团结协作，共同对付外力的压迫、外地同行的竞争。如：“1931年春，在湖南洪江突然增加了‘善后捐’十万元，这是湖南民政厅所派的款（厅长曹伯闻）。此项派捐着重是加在贵州烟帮的身上，其分摊的办法是：做木排和桐油生意的占10％（系江西帮经营）；当地铺号占10％；其余80％完全派给贵州烟帮。为此还特派一个委员来征收，而且还要催收现款。因为数目过大。烟帮不愿负担；同时认为，既名‘善后捐’，为何只派洪江一地，诸如湖南的大城市长沙、衡阳、宝庆、常德等，均未摊派。大家（系指烟商）认为这种作法太不公允，何况还不是‘中央’派的。因此，贵州烟帮提出了意见，经再三交涉，仍得不到减免。贵州同乡会（即鸦片烟商的地域组织）在洪江贵州会馆内召###议商量对策，请寿彭（字民乐，系一烟商）拟稿上告到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及湖南省政府。当时黔军王家烈正驻扎洪江，寿彭建议由他向王申请，把所拟电稿请由二十五军军部电台拍发。后经王允许即将电报发出。这表明我们（指烟商）的上告是得到驻湘黔军的支持的，因而引起国民党中央政府的重视，方予解决，准予取消。”通过烟商们的联合斗争，并利用了国民党地方派系的矛盾，烟商们免去了八万元的“善后捐”，其利益得到了保证。

烟土行的经营（3）

在以家族、地域为纽带的烟帮组织中，各个烟商的经营项目都是烟土，但着重点不同，有的以油、布为主，兼营烟土；有的以烟土为主，兼营他业；有的则专门经营烟土。即使专营烟土，其经营方向还是有区别的，如收购、批发、零售等。如果按烟商的经营方向、可将其分为六类：

（一）滚子商：这是一些以城乡物资交流为其活动范围的小本商人。每逢赶场天，农民把他们收获的烟土拿到市场上售卖，滚子商就到场上零星收集，所收集的烟土都是原装货，有些是用钵装的，有些是用碗装的，有些摊放在笋叶上，形式不一，品质各殊。滚子商收购后，又转售给批发商、零售商或运商。经过辗转不断地经营，资金一次比一次大，收购或转卖的烟土一次比一次多，越滚越发财，所以又叫他们为滚子商。

滚子商其实就是四处收购烟土的烟贩子。在一些种烟区，往往存在着“烟会”——收获时节的热闹市集，这是他们收购鸦片的大好时机。他们往往利用烟农急于卖烟还债或其他急用之时，低价收购。之后，转手卖给大批发商，从中渔利。

（二）零售商：即开土行的商人，他们从事零售业务，有时也兼营少量批发业务。鸦片烟的吸食者吸食的是熟膏，需要将买来的“生土”煮熬。每次购买量不大，一般都向零售商购买。零售商在售卖时，一般从大块烟土上用剪子剪下一小块，故有“零剪商”之名。

（三）批发商：这是一些资金比较雄厚的大商人。他们从滚子商手中把原装货购买回来，分别成色高低放置盘内，搅拌之后做成饼子，每个重约十两左右，这就叫原装货，或饼子货。等到饼子货水气干后，再装入定制的木箱里（每箱约重五百两左右），成批地卖给运商。

（四）囤卖商：这是些资金特别雄厚的商人，他们专门作投机生意，当烟土跌价时趁机大量购进，囤积居奇；当烟土产量降低时，大量抛售，从而赚取高额利润。这些资金雄厚的大商人，坐在家中指挥，囤迟卖快，故有“囤卖商”之名。

（五）熟膏商：这些商人具有供瘾客吸食的烟具，开设有烟馆。他们将“生土”煮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