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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律师的话倒是说得轻松，我并没有把他的话放在心上，我想，一切都只能以事实来说话。

对于陈律师所说，检察院参加法院的审委会，真让我不可思议。法院和检察院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机构，而且是相互监督，相互制约，怎么可能去参加审委会，这完全是违反《刑事诉讼法》。

当我上诉后不久，中院的法官对我的案子进行审理，他们对我说，只须提供一份单位证明，证明我是贵州省工艺美术研究所的职工就行了。

这应该是易如反掌的事，我叫我弟弟去办。半个月后，当我正要打听弟弟去办了没有，中院的判决书下来了：因为我案发后退清了所有赃款，从八年的有期徒刑，改判为六年有期徒刑。

无论我是否愿意，我都必须接受这个判决，接受下监服刑这个残酷的事实。我还要继续申诉，那都是在下监以后。

我需要调整我的心态。

在生命的进行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累积东西，这些东西包括名誉、地位、财富、亲情、人际、健康、知识等等，这些东西，有的早该丢弃而未丢弃，有的则是早该储存而未储存。在每一次停泊时都要清理自己的口袋，什么该丢，什么该留，把更多的位置空出来，让自己活得更轻松、更自在。

我要面对这个事实，不管我愿意还是不愿意。我要把过去所有的东西作番整理，该丢弃则丢弃，该储存则储存，以一种全新的心态走向新的生活。是的，下监也是新生活的开始。

提到下监，我想起陈林“哈哈哈哈”的尖啸声，想到李小弟转告陈林对我的威胁：我要判你最长的刑期，我要送你到最远的煤矿去劳改。是的，他虽然不能完全做到，但是他做得到。因为公检法都在他股掌之下。

弟弟到看守所来征求我的意见，有三个可供选择的地方：

第一是留所服刑，也就是在这个看守所，这是离家最近的地方，工作并不劳累，每个星期都能回家。如果搞得好，完全有可能成为廖应龙的角色，一个月还可以挣上几千元。

第二是在滥泥沟拘役队，那里离贵阳也不远，坐大巴不到四十分钟，那里活动空间大多了，先到食堂，一个月后再调到生产组，也算得上一个犯人干部。那里监管很松，随便可以来回。

第三是在清镇的轿子山煤矿，离贵阳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我去那里是看守大门。那里不能回家，但是可以减刑。

三种选择各有利弊。

我不愿留在看守所，我已经厌恶这里的一切，那局促的、狭小的、肮脏的格局。无论前面等待我的是什么，我都要尝试，因为经历越多，生活的内涵就越丰富。既然是经历，就再体验另一次全新的过程，就象爬黄山时从正门上山后门下山，即便是坐牢也应如此。

轿子山煤矿我也不愿去，我不想听见“煤矿”二字，以印证陈林说过的话。我觉得拘役队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早在入监不久我便听到同室犯人介绍过，那里的犯人自己到市场买菜，自己搞伙食。那里没有高墙岗哨，进出特别自由。那里很大，很开阔。那个地方我曾路过，在我的印象中，那里有一片松林。刘胖子下到拘役队的第二天，就到看守所来看过我和罗跛子，他也叫我接判后到拘役队去。

我决定，就到拘役队。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打犯人不必担心犯人叫喊，监控器没有拾音设备（1）

我去拘役队的想法没有给任何人说，看守所杨所长知道我接判后，来找过我多次，所里想留我下来，在看守所的内部刊物“百花山”编辑部。编辑部的总编张斌也经常来找我，要我给他们写写稿，他更是希望我留下来。张斌尊敬地称呼我为“黄老师”，当时想起来就觉得很可笑，在看守所里，居然还有“老师”的尊称。监规规定，犯人之间一律姓名称呼，不准叫绰号，不准叫排行。

由于去意已定，监室内的事我不再多管，全是由袁老三来打理，袁老三也亮出纹满了青龙的上身，以显示自己的威风，并由此带来了监室里纹身的热潮。

在中国，凡是身上、臂上有纹身的，不少是在监狱里留下来的。这些人大多是在社会的底层，在社会上混荡。他们不是把纹身作为人体的装饰，作为美的显示，而是意识的表达形式，表明自己的经历、思想、处境和愿望。在号子里，中铺以上的囚犯大多都有纹身。

袁老三左臂上有一个纹身，已经用火烙掉，图案是什么看不见了，大概是男女之间山盟海誓之类的言语。这次，他要纹上一个与众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