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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结巴了一阵，毛茸茸的下巴沾着一点胡萝卜泥。

“我也是，”奥克塔夫说，“我也得了一种性心理不正常的怪病。我是恋往事癖。”

“哦，这是什么病？”

“这是种迷恋一个前任女友的变态。但我现在一切都好，一切都好一切都好我一切都很好都很好……　”

索菲没来看他。她是否知道他住院了？快三个星期了。花园里，那些精神分裂患者的鬼脸怪相，着实让奥克塔夫乐了不少回，这情景让他想起了他的公司。

“生活由树、躁郁症患者和松鼠构成。”

不错，可以说他现在好多了。每天他自慰六次。好了，别说了，奥克塔夫也许确实还没完全恢复。

无论如何，是到了他改变的时候了。他的可卡因、黑西装、铜臭味和廉价的玩世不恭，让他显得太八十年代了。时尚已发生很大变化，如今，不应该炫耀自己的成功和工作成就，而应该显得像个穷光蛋，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保持低姿态在新世纪的最初几年可谓是严格规定。那些斯达汉诺夫式的劳动积极专业分子寻求的就是看上去怎样更像那些穷困潦倒的失业者。那种喧哗－古铜肤色－贪恋美食－粗俗的赛盖拉式风格已经结束了，威尼斯式百叶窗的画面或瑞德利·史考特拍过的天花板上的电扇的广告也已过时了。广告就跟所有东西一样，每个时代也有它的时髦：五十年代是文字游戏，六十年代是喜剧，七十年代是一帮流行的年轻人，八十年代是作秀，九十年代是反差。从今以后，应该脚蹬一双阿迪达斯旧鞋，身穿一件带窟窿的GAP牌T恤衫，一条脏兮兮的Helmut　Lang牛仔裤，另外，每天都把胡子修得看上去像三天没修似的；而且，头发要油腻，鬓角要大，再戴个无边软帽，跟杂志《茫然与迷惑》里面的人物一样板着脸；同时贩卖黑白广告片，里面是些厌食者，裸着上身在笨手笨脚地弹吉它。（或干脆是一溜豪华座车缓缓前行，绿色的背景上各种颜色呈饱和状态，一些肥胖的波多黎各女人在雨中玩着排球。）他们口袋里票子越多（互联网更让他们财富数字后面增加了三个零），看上去就越要像个无家可归者。所有新崛起的亿万富翁都穿着破烂的球鞋。奥克塔夫因而决定在他一出避难所后，马上就有关风格问题向那个酷似他的流浪汉请教。

“真奇怪：当我还是小孩的时候，公元2000年犹如科幻；如今，我一定长大了，因为2000年已是去年。”在这幢十九世纪末的大宅子里，奥克塔夫得以有时间沉思默想。在墨尔东区，时间仿佛流逝得特别缓慢。奥克塔夫闲步在草地上，顺手拾起一颗有两千年历史的小石子。与一筒牙膏相反，这块石子永远不会过时。他把它向远处扔去，它落在一棵树下；在你们读到这几行时，它仍在那里。而就在那里，它或许将原封不动地度过它另外一个两千年的时光。就是这样。奥克塔夫嫉妒一块石头。

《￥19。99》第三章他1（2）

他写下：

请给我你的柔发缕缕

你强健的身躯

你深邃的蓝眼中

诱人的风趣

但他不知道应该把这首四行诗送给谁，于是在他离开“美景”健康院时，就把它送给他的恋艾滋癖朋友：

“把它寄给你的一个受害者。你试试，看一个女孩读其他的东西，而不是她的HIV阳性化验结果，或许也会很刺激。”

“让我看看……哎，你没搞错吧。你简直疯了！不行，不行！你这首诗太像个连环杀手写的了。”

《￥19。99》第三章他2（1）

奥克塔夫一直等到塞内加尔的研讨会之际才安排他企业家式的重出江湖。罗瑟广告公司就像一个兵团，不时要宿营休整，他们管这叫　“促动研讨会”　。就这样，二百五十人乘着大轿车前往巴黎戴高乐机场。他们中间，有很多是结了婚的打字员（没有随身带丈夫），有神经衰弱的财务会计（带着他们的抗抑郁药），有家长风范的领导们，一个穿金戴银胸脯鼓鼓的总机小姐，一个因搞上人力资源部总监而摇身变为性感女郎的、肉肠般肥胖的女人，还有几个勉强搞笑以便符合他们创意人员身份的创意人员。大家像在卡拉OK里那样唱歌，必要时乱编歌词；与此同时，每人都在琢磨着谁会跟谁睡觉。奥克塔夫对当地妓女寄予厚望，因为他的一个法国二台的记者朋友多箩西·奥黎瑞曾向他大谈她们的魅力。至于奥蒂尔，她十八岁，裸露着后背，头发上系了根发带，脚上一双高跟拖鞋，一个牛仔布的背包；她舔着可乐味的丘巴丘斯棒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