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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你请反政府人士从公共政策十大戒律中举出最重要的两项，他们大多数人会选择（1）公共支出应当在绝对值上维持最低水平；（2）国家不应当把收入从富人手里再分配给穷人。

没有政府会认真对待这些戒律。可它们给公共政策决策造成了显著影响，美国尤其如此。可惜，这些影响的作用方向，恰恰有违反政府势力的本意。

问题在于，不违背这两项戒律，许多成效斐然的公共政策是不可能制定出来的。所有重大的政策调整必然会使一部分人受益，使另一部分受损。倘若赢家的收益远远大于输家付出的成本，那么我们总可以找出解决办法，让所有人都迈步向前。可这些解决办法往往牵涉到提高税收，把收入转移给穷人。

限制汽车排放的规定就是一个切题的例子。因为这种规定提高了汽车的价格，大部分地区的立法机构都将陈旧车型排除在外，以免为低收入者（毕竟，开旧车的人大部分都属于低收入者）带来无法承受的成本。然而，豁免旧车给社会带来的成本，远远超过了它给穷人带来的福利。

举例来说，全洛杉矶尽管只有不到10％的汽车使用年限超过15年，但它们却带来了半数以上的烟尘。豁免这些旧车，必然需要对新车施以更严格的标准。可减少新车排放的廉价方法，能用的都已经全用过了。根据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的研究，想通过进一步收紧新车标准来使空气质量达标，所需成本是取消旧车豁免政策的好几倍。

凭借对高收入司机提税，政府可以向低收入司机提供购车补贴，让他们报废旧车，买一辆新近生产的、排放更清洁的二手车。这样一来就不用对新车加以昂贵的排放标准，由此能够省下不少钱，远远超过了向穷人提供补贴需用的税款。富司机和穷司机实现双赢。

问题在于，这样的举措违反了本文开头提到的两条戒律。到目前为止，反政府人士还占着上风。他们以支持经济效率做借口，限制政府预算，阻止对低收入家庭的部分再分配。可在这个过程里，他们其实在掏空每个人的口袋。

有人以为，小政府跟经济效率是同义词。非也。诚如排放标准一例所示，经济效率有时要求政府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类似本例的情况，在美国普遍存在。以医疗保健为例，美国采用的私人保险制度比其他所有工业国家使用的“单一给付制度”（single…payer　system）成本高得多，结果却糟得多。但改用单一给付制度要求提高税收，为低收入公民增加福利，故此也就违背了两大戒律。结果，到目前为止，美国仍然用着一套人人都觉得运作不良的医疗制度。

在反贫穷政策方面，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同意，提高劳动收入税收减免（earned…ine　tax　credit，简称EITC）是改善贫苦劳工阶级生活标准最直接的方式。有了这一政策，那些收入低于标准的民众可以从一般性税收收入中获得津贴。它跟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做法不同，不会打消企业雇用劳工的积极性，这也正是EITC最大的优势所在。可惜这么做就意味着对其他人增税，违反了两大戒律。

由于最有效的反贫穷政策在政治上注定无法实施，不少经济学家转而支持起了立法机关提高最低工资的议案，这在十年来还是第一次。如果这一议案得以通过，反政府势力又可以弹冠相庆了：他们阻止了联邦预算的再次增长。只可惜这是一场毫无意义的胜仗。因为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跟提高劳动收入税收减免不同，它不仅限制了技术工人工作岗位的增长，还提高了技能工人生产的商品价格。总而言之，提供提高劳动收入税收减免的总成本要便宜得多。

反政府势力还阻止政府采用能为全体民众带来更佳结果的能源政策。比如，不管政治立场如何，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认为，对汽油课重税能减少交通拥堵现象，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加速节能技术的发展，减少对进口石油的依赖性。当然，它也会给低收入家庭造成很多经济上的不便，所以有必要为这些家庭转拨津贴。但征收燃油税，为低收入家庭提供津贴，显然违反了两大戒律。所以直到今天，美国的燃油税仍然比其他工业国家低得多。

*力量限制了政府给低收入家庭带来的经济苦难，这当然是好事一件。但有时候，叫这些家庭承受部分不便，能为整个社会带来大得多的收益。这种时候，我们总可以设计出让人人都过得更好的解决办法。但不违反两大戒律，我们不可能将这些办法付诸实践。

为了解决同一个问题，私营部门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