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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搭便车问题的逻辑看似有着很强的说服力，但人们的行为却跟它的诸多预测形成了截然的对比。例如，2008年1月，参议员巴拉克·奥巴马在总统选举活动*获得超过来自250　000人次、总计320万美元的捐款，帮他竞选的志愿工作者更是不计其数。其他竞选活动也因为支持者们主动把狭义自利踢到一边，获得了类似的好处（当然，可能不如奥巴马这次来得声势浩大）。

自利模型的死硬鼓吹者有时会反驳说，因为主动参加竞选活动，志愿工作者们收获了各种个人利益。比如，他们经常碰到有意思的人，或者知悉了诱人的就业机会。至于巨额捐献者，要是他们支持的候选人胜出，说不定会得到驻外大使或其他重要职位作回报呢。

说得没错，而且很适合形容那些竞选经费“打包工”——也即从亲朋好处筹措到数十万美元的捐款人。可还有数以百万计的小额捐款人又是怎么回事呢？那位南卡罗莱纳州的老妇人，给自己挑选的候选人寄了三美元零一分，显然没指望来年1月总统会指派自己当驻英大使。有的志愿工作者在家为其他选民提供电话咨询，或是负责其他没什么社交机会的任务，他们又是贪图的什么呢？

从传统自利模型的角度出发，这种行为相当于地理学上绝不可能发生的“河水逆流”现象。可人们常常热切地渴望参与一些超越自身的宏大活动，而且它也并不仅限于政治领域。比方说，我们经常看到体育迷们罔顾成本效益计算的标准，摇滚乐队的歌迷们也一样。

游走于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及其他学科交汇地带的研究人员对集体行为的反常本性提出了一些有趣的看法。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的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什曼（Albert　），是首批严肃研究此类现象的学者之一。1982年，他在《转变参与》（Shifting　Involvements）一书中承认，利己主义在某些时代的确是支配性人类动机。可随着时间的流逝，不少人积累起了越来越多的物质商品，但同时开始体验到失望感。每当消费标准提高，人们必须更辛勤地工作，才能勉强维持当前的地位。压力增加，人们越发不愿向公共领域贡献资源，情况一步步走向恶化。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有觉悟的消费者也更容易接受来自社会运动组织者的呼吁。

最终，引爆点到了，赫什曼说。越来越多的人放弃了对个人利益的拼死竞争，把精力投入到集体目标当中。“搭便车”问题无法再阻止他们，不光因为他们减少了为个人消费赋予的价值，也是因为他们从献身公益事业中找到了满足感。如此一来，自利模型认为是成本的东西，公益积极分子们却认为是好处。

按照赫什曼的说法，类似的心理动态左右着集体行动的追求。有些时候，支持者数十年如一日地投身某一社会运动，可到了某个时刻，他们开始变心了。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大概是界定高尚行为的标准随着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积极寻求公民道德的人越来越多，靠参与志愿工作很难再赢得道德上的赞许。部分受挫的志愿者放弃了社会运动，转而追求个人利益，剩下的追随者也感到了压力，想要半途而废。到了这个点上，整个循环又从头开始。

赫什曼对美国20世纪的社会运动进行了一次非正式调查，他得出结论，这类循环的平均持续时间是20年左右。也有的时候，某一模式的重现周期更长。

不少人认为，民众对奥巴马呼吁全民参与的态度，跟20世纪60年代约翰·肯尼迪总统发起类似呼吁时一样。那时也有许多经济学家满心怀疑。比如诺贝尔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1962年写了《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　and　Freedom），开篇就引用肯尼迪在就职典礼演说中的著名段落，“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弗里德曼觉得这个说法真是莫名其妙，绝非“自由社会中自由公民值得奋斗的理想”。

“自由的人，”他写道，“既不会问国家能为自己做什么，也不会问自己能为国家做什么。”

奥巴马参加总统竞选所掀起的热潮，似乎给某些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