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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大概只能归入于冲洗胃里的油腻一流，即作品，亦非饮，而是讲究吃的了。

香港也有完全西式的茶座，如战前有名的香港大酒店，告罗士打行和“聪明人”茶室等。告罗士打行和香港酒店的茶座，是珠光宝气的妖艳妇人和油头粉面的惨绿少年麇集之所，倒是“聪明人”茶座虽设在地下室内，却少繁杂的喧嚣，可以与至友数人作娓娓清谈。这里喝的除了纯咖啡与冷饮外，就是一樽利普顿红茶，是饮茶而非品茶。好在去的人意不在茶，茶叶的好坏便无所谓了。

后来到了重庆，应云卫经营中华剧艺社，在国泰大戏院演出。剧团寄住在戏院对门，外进则是一爿茶馆。杭州的茶楼里有舒适的藤椅可以躺卧，重庆的茶馆里则有帆布或竹片拼成的躺椅；每到这里来，颇动我的乡思。在重庆的五年中，我是经常出没在这家茶馆的。前几天吴茵还写信来提到我们当年在茶馆里谈笑风生的情景。这里的茶与杭州的龙井或英国的利普顿茶有别，这里饮的是沱茶。每逢你吃得酒醉饭饱时，喝上几杯沱茶，的确有消去油腻的功用。但是更令人难以忘怀的，倒是那些伴着喝沱茶的日子，谈文学谈戏剧谈电影，甚至谈国事（当然是小声的耳语，因为茶馆壁上贴着“莫谈国事”的警告），则是又一所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社会大学。

抗战后回到上海，以前只有洋人才能进去的饭店茶室，大者如华懋、汇中，小者如DD’S与塞维那，如今我们也能大大方方进出了。还是喝茶，但这已不是品茶，而是对于未来美好日子的期待了。

1989年国庆后一日，听风楼

秦瘦鸥：俗客谈茶（1）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是我们上代人留下来的两句老话，尽管此刻已经很少人再提起，大部分的小青年同志甚至根本没听说过，但不可否认，今天柴米油盐酱醋茶依然是绝大部分人日常生活中的最低需要，缺一不可。自然，也有少数人例外，七事之中，缺一缺二都不在乎。例如有些人因病遵照医生嘱咐，长期忌食加盐的菜，亦无损健康。而我，大概由于身无雅骨，对茶向来可喝可不喝，只要不缺白开水，一样好过日子。

记得自己还是个小毛孩的时候，我们那个虽然毗邻上海市区，却依然很闭塞的小城里面，不但没见过什么雀巢咖啡或雪碧、芬达之类的饮料，连问世最早的柠檬汽水或姜汁汽水，也只有极少数的家庭里才有。一般的老百姓要解渴，只有喝茶，但用的茶叶也决非什么乌龙、茅峰，都是不列等的粗茶而已，我们家中有一把锡制的大茶壶，约莫可装三四磅水，每天早上，我妈妈抓把茶叶丢在壶里，提水一冲，于是一家几口就随时可以去倒出来喝。我玩得累了，口渴不堪，往往懒得找茶杯，干脆探头咬住壶嘴，直接把茶吸出来，也不管什么妨碍清洁卫生。到了夏天，不能喝热的了，泡的茶就凉在大瓷碗里，让一家人解渴。

这里还免不掉要插写一次我童年时代所遇到的偶发事件。那是发生在我就读的小学校里的：有个姓葛的小学生，原来身子还不错，可渐渐地显得面黄肌瘦，精神委靡不振，终至休学回家。同学中纷纷传说，小葛害的是怪病。老师听他讲，由于他惯于把未泡过的茶叶放在嘴里咀嚼，日子多了，便成为“茶痨”。最后听说是有位高明的医生给他开了张方子，服后吐出许多绿色的小虫，他才得以康复。此事是真是假，我至今没弄清楚，但在我的脑海深处，却已留下了不可消灭的印象，到我成年后，不觉就养成了不喝茶的习惯。现在老了，也还是如此。有人误认为我必然常服人参之类的补品，故而忌茶，其实茶叶是否真会使补品失效，医学界至今尚无论断，何况我只是一个“爬格子”的老人，哪来这么多人参鹿茸？

茶是一种常绿灌木，不仅春间所生的嫩叶可作饮料，其子也可以榨油，其干坚密木质，可供雕刻，称得上一身都是宝。千百年来，经过人工培育改良，对气候土地的适应性更强了。我们国内绝大地区，几乎凡有人烟之处，就可以见到茶树（品质高下当然是另外一回事）。正因为这样，喝茶这种风气，早已和吃饭饮酒一样，传遍全国。数十年来，我足迹所到之处，很少没有茶室、茶馆的。尤其是广州、香港、扬州、苏州、重庆、成都等地，新中国成立前茶楼林立，俨然成为人们从事社会活动的主要场所。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各种因素，茶楼已不再发展。有不少茶室则并入餐厅酒楼，成为经营项目之一。但并没有影响人们爱好喝茶的习惯，我看今后也不会吧。

至于骚人墨客，以煮茶品茗为乐，更是无以代之。唐代陆羽一生淹蹇，不事生计，独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