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部分(第2/3 页)

情况看，宦官的养子不一定都是阉儿，也有不少是生理正常的儿童。东汉大宦官曹腾收养了一个姓皇甫的男孩，取名曹嵩。曹嵩后来娶妻生子，生下了大名鼎鼎的曹操。唐代曾规定宦官只许收养十岁以下的阉童一人为假子；宋代也规定年满三十的宦官可以收养一个小宦官为假子，并需登记在案，但这些规定不过形同虚文。唐代权阉仇世良养子五人，彭献忠有养子六人，杨复恭养子更在六百以上，而且他们的养子也不尽是阉人，出将入相者大有人在。宋代也有许多宦官收养宫外正常男孩，宋真宗时有宦官外出掠劫民家小儿，以致出现其母抱儿投海的惨剧。清代的大宦官一般收养本姓本族的子侄为养子，在宫外居住。

凭实而论，虽说宦官中年朝廷允许其领养继子，但并不是每一个宦官都有能力领养的，他得有相当职位和经济能力作为吸引，像宋真宗时因宦官掠劫民儿致使母子投海的情形是极为罕见的。换言之，一个宦官要成为养父或义父并非易事，因为在人们的意识中，做宦官本就不是什么光彩之事，而做其养子更是有辱祖先，若没有官爵或钱财相吸引，是不会有人甘愿为之的。从另一角度看，大宦官们都很看重养子，养子可以继承其财产、继承其爵位，更重要的是养子应该为其尽孝，在其死后应披麻戴孝、服丧守灵并年节祭祀。宦官们认为，如此一来在其死后方不至成为没有依托的孤魂野鬼。

崇信佛道与宦官末路（1）

宦官们刑余之后，心理和生理上严重失衡，因而在心理和感情上需要寻找寄托，所以他们大多数人信佛，相信因果报应，认为自己阉割为宦官不过是削发出家。这样他们心理上方可平衡。唐肃宗时期以丑陋凶狠著称的权阉李辅国经常身挂念珠，不食荤血。明代正派刚直的宦官兴安临终前要求将自己的骸骨磨成粉，埋入佛寺。权阉王振也笃信佛教，明英宗朱祁镇曾在智化寺为王振建“旌忠祠”，并供奉王振的刻像。

清代顺治心腹宦官吴良辅喜好佛事，进而影响了年轻的皇帝，并引见佛学大师和皇帝来往。吴良辅在病重时，还举行了别具一格的剃度仪式。当然宦官们信佛并不是悟性顿开，他们大多没受过正规的教育，在心智上尤其是知识积累上都相对肤浅，天资也并无过人之处，他们信佛只是苦闷生涯中寻找一种心灵的寄托，求得一丝可怜的宽慰。有的宦官还荒唐地将自己与和尚并列，他们也许真的不清楚这两者是完全不可以相提并论的，然而不如此他们如何能正视自己阉人的身份和中性人的人格？由此也可以看出，宦官们的内心世界是多么的悲凉与脆弱。

宦官晚年信奉道教的也很多。同治十年，慈禧太后身边的二总管刘多生拜北京白云观方丈张宗濬为师，并取法名刘诚印，道号素云道人。他后来曾继任白云观第二十代方丈，并由龙门派创出了龙门分支霍山派，成为一代宗师。由此，宦官信奉道教也有了宗派。刘多生为了扩大道教的声势，曾先后捐募白银两万一千多两，在白云观传戒三次，受戒者达到一千一百多人，宫里有许多宦官都受了戒。刘多生还自捐白银三千六百多两，购昌平县良田十五顷，作为白云观的香火之资。据统计，在北京城郊共有明、清时代的宦官寺庙二十六处，刘多生一派即建有二十处，其中以地安门鼓楼后娘娘庙胡同的鸿恩观、北海东夹道的素云观和蓝靛厂立马关帝庙规模最大，香火也最盛。

宦官寄望通过信奉佛道来求得心灵安慰，这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更为现实的原因在于，古代的宦官大多是穷苦人家出身，是为生活所迫而走上这条断子绝孙之路的。他们在年轻力壮时执役于宫廷，温饱当然不成问题，然而一到年老力衰，失掉服役能力之后，都要被驱逐出宫的。这些人除了服侍人之外，并不具备自我谋生的能力，而且在通常情况下，他们也没有一个安身立命之所。因为宦官在社会上是低贱的，家族中出了一个不男不女的“老公”，是整个家族的耻辱，死后也不许入祖坟。有的宦官则是从小被人拐卖出来的，连自己家在何处也无从知晓。基于此，宦官们大多在年轻时便积蓄钱财，购房置地，或捐钱予寺观，以备晚年有个栖身之所。

从另一个角度看，大多寺观也是希望年老的宦官将其作为退养之所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宫里宦官基本上都有积蓄，另一方面则因宦官与皇亲国戚、高官显宦都有关系，寺观里收容几个过去稍有权势的宦官对于寺观自身而言有益无害。再是有权势的宦官出宫后，还可以用僧道的身份与显要人物接近，而且他们身为阉人，同显要的内眷接触更方便，更让显要们放心。如此一来，寺观的发财之道就更多了。

历史上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