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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倒不是说，我们非得把大革命中的事件看做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天命所做的安排，本书的读者将会看到，我们承认在那些优秀人物身上，具有某种改变命运的能力；但他们只是在少数几件事上能够摆脱命运的束缚，而对于那些在一开始其后果就难以控制的事件中，他们是回天乏力的。科学家知道如何在细菌感染之前就将它杀灭，但他却不能阻止作为其后果的疾病的发作。

导论历史的修正（5）

当任何一个问题在观点上引起激烈冲突时，我们都可以确信，它属于信仰的范畴，而不是知识的范畴。

在先前的一本著作中，我们业已证明：信仰源于无意识，并且独立于一切理性之外，它从来不会受到理性的影响。

法国大革命是信徒的事业，它很少为信徒之外的人所理解，对于这一事业，有人切齿痛恨，有人高歌盛赞。时至今日，它依然是一种教条，要么为人所全部接受，或是为人所通盘摒弃，这一切都与理性逻辑毫无瓜葛。

虽然，宗教的或政治的革命在其刚刚兴起之时，很有可能得到理性因素的支持，但革命只有借助神秘主义或是情感要素的力量才能继续发展，而这些要素同理性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历史学家通常根据理性逻辑来理解法国大革命，结果面对林林总总的革命事件，他们陷入了困惑。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种逻辑并不能给他们以启示。既然连革命的亲历者自己都无法正确地理解这些事件，所以，这么说就不会离事实太远，那就是：大革命这一现象既为它的发动者所误解，也为它的记述者所误解。这是史无前例的，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阶段像大革命时代的人们这样，对当前知之甚少，对过去不屑一顾，对未来盲目崇拜。

法国大革命的力量不在于它试图传播的那些原则——这些原则在实质内容上毫无新颖之处；也不在于它试图建立的制度——人们对制度的关心甚至不如对教条的关心。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它让法国承担了暴力、谋杀以及由一场可怕的内战所带来的毁灭和恐怖；在军事上，它最终成功地对抗了整个欧洲从而捍卫了自己，所有这一切与其说归功于它所建立的一个新的政府体系，不如说归功于它所建立的一个新的宗教。现在，历史业已向我们证明，一个坚定的信仰是何等地强悍有力：战无不胜的罗马人不得不拜倒在游牧部落的军队面前，那是因为这些牧羊人为穆罕默德的信仰所指引；同样的原因，欧洲的君主们无法抵抗法国国民公会派出的装备极差的军队。像所有使徒一样，革命者为了传播他们的信仰，创造一个梦寐以求的新世界，他们随时准备牺牲自己。

由此建立的（革命）信仰如果不看持久性的话，比起其他宗教信仰来，在力量上毫不逊色。非惟如此，只要这一信仰还未能走出历史的怪圈，它的力量就不会减弱；并且，时至今日它的影响依然鲜活有力。

导论历史的修正（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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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的使徒相信法国大革命是对历史的一次大扫除，对此我们万不敢苟同。我们知道，为了实现他们破旧立新的目的，他们公开声称要与过去的一切遗迹彻底决裂，开创一个全新的时代。

但过去并未因此而消失，它反倒更加真切地融入了我们的血液。与他们开天辟地的意图相反，大革命的改革者们依然沉浸在过去之中，并且君主制的传统在改头换面之后继续保留着，而旧制度中的独裁政治和中央集权甚至变本加厉了。托克维尔轻而易举地就向我们证明了法国大革命除了推翻了行将崩溃的制度之外，几乎乏善可陈。参见托克维尔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译注

实际上，法国大革命除了破坏之外几乎无所作为，它对此后继续发展的某些思想成果也贡献甚少。大革命所弘扬的博爱和自由从未对人们形成多大的吸引力，但它所倡导的平等却构成了他们的福音：平等是社会主义的支点，是整个现代民主思想演进的枢轴。因此，我们可以说，大革命并没有随着拿破仑帝国的到来而终结，也没有因为继之而来的一系列复辟而终结。大革命不管是明里还是暗里都在逐渐实现自己的目标，并且它依然影响着人们的心灵。

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占去了本书的大部分篇幅，它将向读者表明，叙述法国大革命历史的书籍实际上包含了大量与事实不符的传闻，这或许会消除读者的一些幻觉。

毫无疑问，这些传闻比历史本身更富有生命